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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看漏，就是这么回事。当然，这只是不完整的几个小节。”我说，“而且翻译得不怎么样。”
“我还以为达斯的作品以抒情和感性著称，类似你对泰戈尔的评价。”
“以前确实如此，其实现在也是。可能不那么多愁善感，但是相当乐观主义。”同样的话我也曾用来捍卫泰戈尔。真见鬼，我也为自己的作品这样辩解过。
“啊哈，”阿贝说，“乐观主义。嗯，我喜欢这一句里的乐观主义——‘Kama Rati Kamé / viparita karé rati’，根据这份译本，它的意思是说——‘卡玛和拉提因欲望而疯狂，像狗一样猛干’。真不错，念起来别有韵味，博比。有点儿像早期的罗伯特·佛洛斯特。”
“这是一段传统的孟加拉歌谣，”我说，“注意看达斯如何赋予它新的韵律。他从经典的吠陀梵文开始，然后转换成庶民的孟加拉语，最后又回到吠陀梵文。这样的体裁处理相当复杂，即使经过翻译仍留有余韵。”我终于闭上了嘴巴。这都是莫罗告诉我的，而他也是从某位“专家”那儿听来的。小房间里实在太热。敞开的窗外传来喧嚣的车声，远处缥缈的汽笛让人感觉莫名地安心。“你说得对，”我重新开口，“这听起来完全不像是达斯。他曾为特蕾莎修女写下史诗，很难相信这些东西同样出自他的笔下。我猜达斯早就死了，现在这事儿是个骗局。我不知道，阿贝。”
阿贝在转椅上往后一仰，我以为他打算取下嘴边的香烟，但他只是眉头紧皱，把雪茄挪向左边嘴角，然后又是右边。他靠在椅背上，反手将粗短的十指交扣在脖子后面。“博比，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在加尔各答的经历？”
“没。”我惊讶地眨眨眼。写出第一本小说之前，阿贝在通讯社当过记者，满世界乱跑，但他很少谈论那时候的事儿。接受了我写泰戈尔的那篇稿子以后，阿贝无意中提过，他曾在缅甸和蒙巴顿勋爵一起待过九个月。我没怎么听他说起过自己的记者生涯，不过偶尔听到的几件事都很有趣。“是在大战期间吗？”我问道。
“不是，是在战后，1947年印巴分治那会儿。英国离开那片土地，把印度分成两个国家，让两个教派的人自相残杀。那会儿你应该还没出生吧，萝卜头？”
“我读过那段历史，阿贝。所以你当时是去加尔各答报道动乱？”
“不是，那时候人们再也不想读到任何跟战争有关的事儿了。我去加尔各答是为了报道甘地……圣雄甘地，不是后来那位印度铁娘子……甘地在加尔各答，我去采访他。和平的象征，裹着缠腰布的圣人，真是出好戏。总而言之，当时我在加尔各答待了大概三个月。”阿贝停下来用手梳了梳稀薄的头发，他看起来似乎有些语塞。我从没见过阿贝在运用语言上迟疑过哪怕一秒——无论是说是写，还是大喊大叫。“博比，”他终于重新开口，“你知道‘瘴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