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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又从放债人那儿借了一笔钱——这次是以我的名义。我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师替我给加尔各答大学写了一封推荐信，然后寄给了他的大学导师。迪比先生在皈依基督之前就曾向甘地发誓，他将为我们的村庄尽心竭力，鞠躬尽瘁，所以他也给大学写了一张字条，请求他们大发慈悲，接纳一名默默无闻的低种姓贫苦佃农的孩子进入神圣的知识殿堂。
“去年，大学有了一个名额。为了表示感谢，我把借来的大部分钱都送给了老师和迪比先生的秘书，然后离开家乡，出发前往加尔各答。那时候，我真是害怕极了！
“加尔各答带给我的种种冲击我们先略过不提，我只能说，当时的我分分秒秒都能得到新的启示。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消沉下来。我的钱勉强够付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剩下的钱根本住不起昂贵的宿舍，也不够租学校附近的学生旅舍。来到加尔各答的第一周，我一直睡在马坦公园的灌木丛下面，但雨季没完没了的雨水和警察的两顿毒打迫使我下定决心，我一定得找个地方住。
“我在学校里报的四门课程也不太如意。国家历史导论的课堂上有四百多名学生，我既买不起课本，也抢不到离讲台够近的座位。老师讲课的声音很小，而且他只说英语，所以我完全听不懂。于是我开始逃课到处去找住的地方，在那时候，我真想回到安古达的家里。就算每天只吃一顿，每顿只吃米饭和麦饼，我的钱也支撑不了几周。即使运气够好，能找到一间可以租的屋子，那我也只会更快饿死。
“就在那时候，我看到了学生论坛上一个招募室友的广告，从此以后，一切都变了。那间屋子离学校有六英里，位于一幢房子的第七层。整幢房子里住的主要是来自孟加拉国和缅甸的难民。招募室友的是个一年级的学生——他比我年长几岁，非常聪明。当时他的专业是药学，但他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当个核物理学家。他名叫桑贾伊，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站在房间里，周围堆满了稿纸和脏衣服，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的生活将永远地发生改变。
“他希望租出去半个房间，每个月收两百卢比。不过他肯定看到了我一脸的沮丧。当时我一共还剩下不到一百卢比，听他说完，我就知道自己白白走了两小时的路。失望之下，我问他能不能让我坐一会儿，几天前警察手持拉蒂把我打了一顿，现在我的脚疼得厉害。后来我发现，他们敲断了我的足弓。
“听了我的遭遇，桑贾伊充满同情。当他听到我被警察殴打，又给不起学校舍监索要的贿赂，他立即变得怒不可遏。后来我发现，桑贾伊的脾气像雨季的风暴一样狂野。前一分钟他可能像雕像一样沉稳冷静，但下一分钟也许他就会被社会的不公激怒，一拳砸向沤烂的墙板，或者猛踢蜷缩在楼梯下面的缅甸小孩。
“桑贾伊还加入了毛派学生联盟（MSC）和印度共产党（CPI）。虽然这两个派别互相蔑视，经常对骂，但他似乎不以为意。尽管他的父母每个月都寄钱给他，但桑贾伊还是说他们是一对‘腐败的资本主义寄生虫’，因为他们在孟买拥有一家小型制药公司。起初父母把他送到国外读书，但他固执地跑了回来，‘重新近距离接触祖国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最终他忤逆父母的心愿，也不肯去孟买或德里的老牌名校，而是选择了粗俗平民化的加尔各答大学来完成学业。
“我们交换了彼此的人生故事以后，桑贾伊立即把租金要求降低到了每月五个卢比，还主动要借两个月的生活费给我。我必须承认，当时我高兴极了。
“接下来的几周里，桑贾伊教了我不少大城市的生存技巧。每天早上太阳升起之前，都会有贱民卡车司机开车将动物尸体运去炼油厂，我们可以搭他们的车去市中心。桑贾伊告诉我，在加尔各答这样的大城市里，种姓的界限一钱不值，革命很快就要爆发，到那时候，种姓制度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我同意他的观点，但从小接受的教育根深蒂固，公车上坐在陌生人身旁的时候，或是从街头小贩手里接过炸甜面团的时候，我依然忍不住会想他属于哪个种姓。总而言之，桑贾伊教会了我怎样蹭免费的火车，去哪儿找欠我朋友人情的街边理发师刮胡子，如何趁着幕间休息的时候挤进连放三小时电影的夜场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