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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小冊子的寫作經過，在“後記”裏已經交代清楚。這裏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後期，根據我在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所講“鄉村社會學”一課的內容，應當時《世紀評論》之約，而寫成分期連載的十四篇文章。
我當時在大學裏講課，不喜歡用現存的課本，而企圖利用和青年學生們的接觸機會，探索一些我自己覺得有意義的課題。那時年輕，有點初生之犢的闖勁，無所顧忌地想打開一些還沒有人闖過的知識領域。我借“鄉村社會學”這講臺來追究中國鄉村社會的特點。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講的，所講的觀點完全是討論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沒有經過琢磨，大膽樸素，因而離開所想反映的實際，常常不免有相當大的距離，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樣。我敢於在講臺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盤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爲我認爲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教育方法。我並不認爲教師的任務是在傳授已有的知識，這些學生們自己可以從書本上去學習，而主要是在引導學生敢於向未知的領域進軍。作爲教師的人就得帶個頭。至於攻關的結果是否獲得了可靠的知識，那是另一個問題。實際上在新闖的領域中，這樣要求也是不切實際的。
在教室裏講課和用文字傳達，公開向社會上發表，當然不能看作一回事。在教室裏，教師是在帶領學生追求知識，把未知化爲已知。在社會上發表一種見解，本身是一種社會行動，會引起廣泛的社會效果。對實際情況不正確的反映難免會引起不良的影響。我是明白這個道理的，在發表這些文章之前，猶豫過。所以該書初次出版時在“後記”中向讀者懇切說明：由於刊物的編者“限期限日的催稿，使我不能等很多概念成熟之後才發表”。“這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說是完稿，只是一段嘗試的記錄罷了。”嘗試什麼呢？嘗試回答我自己提出的“作爲中國基層社會的鄉土社會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社會”這個問題。
這書出版是在1947年，離今已有三十七年。三聯書店爲什麼建議我把這本小冊子送給他們去重刊，我不知道。我同意他們的建議是因爲我只把它看成是我一生經歷中留下的一個腳印，已經踏下的腳印是歷史的事實，誰也收不回去的。現在把它作爲一件反映解放前夕一些年輕人在知識領域裏猛闖猛攻的標本，拿出來再看看，倒另有一番新的意義。至於本書內容所提出的論點，以我現有的水平來說，還是認爲值得有人深入研究的，而且未始沒有現實的意義。
這本小冊子和我所寫的《江村經濟》、《祿村農田》等調查報告性質不同。它不是一個具體社會的描寫，而是從具體社會里提煉出的一些概念。這裏講的鄉土中國，並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着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並不排斥其他體系同樣影響着中國的社會，那些影響同樣可以在中國的基層社會里發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謂鄉土社會這個概念，就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具體的中國社會。概念在這個意義上，是我們認識事物的工具。
我這種嘗試，在具體現象中提煉出認識現象的概念，在英文中可以用Ideal Type這個名詞來指稱。Ideal Type的適當翻譯可以說是觀念中的類型，屬於理性知識的範疇。它並不是虛構，也不是理想，而是存在於具體事物中的普遍性質，是通過人們的認識過程而形成的概念。這個概念的形成既然是從具體事物裏提煉出來的，那就得不斷地在具體事物裏去核實，逐步減少誤差。我稱這是一項探索，又一再說是初步的嘗試，得到的還是不成熟的觀點，那就是說如果承認這樣去做確可加深我們對中國社會的認識，那就還得深入下去，還需要花一番工夫。
這本書最初出版之後，一擱已有三十七年。在這一段時間裏，由於客觀的條件，我沒有能在這方面繼續搞下去。當三聯書店提出想重刊此書時，我又從頭讀了一遍。我不能不爲當時那股闖勁所觸動。而今老矣。回頭看，那一去不復返的年輕時代也越覺得可愛。我願意把這不成熟的果實貢獻給新的一代年輕人。這裏所述的看法大可議論，但是這種一往無前的探索的勁道，看來還是值得觀摩的。讓我在這種心情裏寄出這份校訂過的稿子給書店罷。
費孝通
1984年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