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成自記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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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國二十二（公元1933年）年秋，餘始於國立北京大學任“中國通史”講席。是課每週四小時，一年而畢。自念講通史，非委悉周備之難，而簡要明當之尤難也。若求委悉周備，則二十五史、十通以及充棟塞屋者，其書具在，學者昕夕從事焉，斯委悉周備矣，然非一週四小時、一年之功所能赴也。

欲求簡要明當，則於繁重之國史，先必有所取捨。又必先有一系統之觀點，以爲其取捨之標準。必先立一“體”，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寬狹長短，一視與其“體”之相副相稱以爲度。

然而言何容易？此固古人所謂專門名家之業也。否則左右採獲，牽引拼湊，可以至於無窮。於其牽引拼湊之中，而調和斟酌焉，以求其分量篇幅之略相當，此僅似於一種狹義之類書，非史業也。大抵餘於此課，以兩小時爲一講，以一講畢一題，一年凡四十餘講。共畢四十餘題。欲求於此四十餘題中，敘述我先明國史大體，約略明備，則每講之標題，爲尤所盡心焉。教授通史，最爲不易。舍錢先生這樣的博學碩儒，誰能當此重任

越一年（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夏。），學者苦於聽受，羣要餘爲講義。餘曰：通史大業，殊不敢輕率爲之。無已，姑約餘所講爲綱要，聊備諸生筆記之一助，可也。自是每一講，必編一綱要，僅具倫脊，悉削遊辭，取便總攬。

然又恐諸生久習於此，則事近策括，以謂治史可以空腹也。史學首先應是史料之學。學史之人，須牢記“實事求事”四字，立論時不可有一字一句無出處。乃別選一參考材料以副之。凡與餘所講綱要相牽涉者，採摘前史陳文或昔人考訂論著爲參考，以便學者之自相闡證。綱要編至東漢，自嫌太簡，遂未繼續。並謂講堂大義，學者自可筆記，乃獨發參考材料。

如是者一年，（二十三年秋至二十四年夏。）覺參考材料，雜碎零亂，無綱要以貫通之，則如散錢無串，學者得此，華離斑斕，若可喜而未必可用也。遂又改計，另編國史讀本，供學者課堂外之閱讀。並詔諸生，治通史必貴有“系統”，然系統必本諸“事實”。見仁見智，系統可以相異，而大本大原，事實終歸一致。不先通曉事實，驟求系統，如無錢而握空串，亦復失其爲串之意。大學課重，即如司馬氏通鑑，學者已苦不能終卷，而中學教課，風氣所趨，亦競爲條貫，不詳實事。

至大學治通史，更不能反而專講一件件的事實。如是則學者所得惟系統、條貫，而無史實。卒之所謂系統、條貫者，皆空談，皆私見。空談私見可以萬異，而歷史事實只有一真。因再約通鑑及續通鑑、明通鑑諸書。提要鉤玄，編爲讀本，以補學者進治通史之預備工夫。

如是者又一年，（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夏。）自秦迄明，讀本凡得百萬字。凡讀本所取裁，一以與課堂講述相副相應爲主，其詳略輕重之間，視袁氏紀事本末諸書，有大相徑庭者。以謂學者於課堂外先治此書，不僅可藥高心空腹之病，並可由此啓途，進窺史籍之原本也。

又越年，又嫌學者於本國文字素養太淺，讀本雖簡要，然皆摘錄史籍原文，學者驟睹，如入異國，轉不如其讀西書之怡悅相熟。其於文義真際，已難領悟，至於史籍中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文物故實，種種茫然，更屬所苦。乃擬就讀本中擇其凡爲史籍專名及義有旁及者，一一加以註釋。然註釋之事多涉考訂，又求與學者領悟之學力相應，其事乃大不易。課繁力絀，卒未有成。如是則已四越年矣。（二十二年秋至二十六年夏。）

二十六年秋（公元1937年），蘆溝橋倭難猝發，學校南遷，餘藏平日講通史筆記底稿數冊於衣箱內，挾以俱行。取道香港，轉長沙，至南嶽。又隨校遷滇，路出廣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學院暫設蒙自，至是輾轉流徙，稍得停蹤，則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萬里逃生，無所靖獻，復爲諸生講國史，倍增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