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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在政治上的責任，現在又明白的重新提出。
而當時官吏的任用，尤能打破歷來氏族門第的拘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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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條之四曰“擢賢良”，其言曰“自昔州郡大吏，但取門資，不擇賢良。夫門資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今之選舉，不限資蔭，惟在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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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以前的官吏，爲門資所應得；而此後的官吏，則將爲民衆負責任。此種意識，不可不說是當時一個極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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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盧愷傳：“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氏流。”又北史陸彥師傳：“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蓋北周僻在關西，洛陽鮮卑貴族，去者無幾，故蘇綽得教宇文泰打破門第，拔才任用。如此，則鮮卑族自見湮沉，漢人自見騰驤，實爲北周漢化一更要關鍵。【隋文非有大功盛業，而北周大臣如韋孝寬、楊惠、李德林、高炯、楊穆，皆翕然歸奉，此恐亦有種姓之見存。】至隋時，政治轉換，已上軌道，故盧愷、薛道衡等重提士庶之別，此並非反對北周之制，實爲依照蘇綽用意，作更進一步之甄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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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是他們政治理論的根據，一時君臣皆悉心討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