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 (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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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多說，中國是一封建社會，或說是農業社會。但工商業大都市之興起，遠在兩千年以前，綿亙迄於清末。如蘇州，乃春秋吳國之都城，歷代皆爲名城。至北宋末，金兵渡長江，蘇州一城居民死者達五十萬人。廣州自秦迄清，爲中國南方海外通商要埠，唐末黃巢之亂，廣州有大食商戶死者達十萬人。揚州自漢代迄清末，其地繁華，屢見文人稱道。自長安、洛陽以外，其他都市，成爲工商中心的，見之史籍，屈指難數。其國外貿易，單就絲綢、瓷器、茶葉等幾種，無不獲大利如拾芥。中國非無盛大之工商業，只不從工商業中展演出資本主義。近人亦多知中國愛和平，但在中國歷史上，武功輝赫的時代亦屢見。漢代匈奴一支西遁，引起了歐洲方面之大紛擾。唐代突厥一支西遁，又在西方歷史上引起大波動。蒙古帝國震爍亞、歐兩洲，但其入侵中國，最後始獲逞志。其最先失敗，亦在中國。明代朝廷航海使節，屢次遠航，達於非洲之東岸。隨之華僑遍佈東南亞，但絕未在海外營建殖民地。

推厥原因，實以中國兩千年來，有一傳統的士人政府。政府力量，不在貴族，不在軍人，不在商人，而在一輩有特殊教育與特殊理想的士人手裏。而此輩士人之教育，則操在社會下層之士羣，不操在政府。即如漢武帝時代，興起國立大學，掌教者爲五經博士，皆由民間來，自有其客觀標準。

不僅政府卿相高職，皆由士人出身，皆在士人羣中選拔任用。即儲君皇太子，及其他皇室親貴子弟，皆與士人受同樣教育。有幾個朝代，如宋如明，即在皇帝本人，亦同時受教。內廷設經筵講官，選朝廷名儒爲之。故中國儒家，雖不成一宗教，而其爲中國人信崇，上自政府，下達民間，一致不異。在唐以前則稱周公孔子，在宋以後則稱孔子孟子。仁義道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一共同理想，共同規範，皆從教育中展出達成之。近言之，可說是自漢以下之兩千年；遠言之，可說由西周以來之三千年，中國人早知標舉一人生共同理想，無上無下，自政府至民間，皆須爲此共同理想受教育。此事由周公開其端，至孔子而大成，又得孟子之闡揚。中國歷史上之政府與民衆，同樣由此教育所栽培而領導。士人政府之大體制，亦賴此維持而不變。

在中國歷史上，士人政府之貢獻，不僅如上述，使中國不走上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之兩路線。而在政治制度上，如上述教育制度、選舉制度、考試製度，爲傳統的士人政府特所重視外，其他如賦稅制度，在每一朝代開始，必先規定一賦稅標準，全國一律遵守，而以輕搖薄賦爲主。非經絕大事變，不得輕易更革。又如每朝刑律，多經名儒集體討論規定，爲上下所共守。而職官之分配與敘用，皆有規定。凡屬皇室戚屬，亦得封王封侯，然僅止於衣租食稅，不預政府實際政事。武臣得軍功，亦僅酬以爵位與勳級，不復有官職。軍隊則先採全農皆兵制，如兩漢。後改全兵皆農制，如唐之府兵與明之衛府。軍隊解甲歸田，均爲生產分子，可不費國家之給養。平常只有中央政府少數衛兵，及遇需要處之邊防戍卒。全國各地既無警察，亦幾乎無軍隊。工商業全屬自由，惟只許其爲有限度的私家謀利，不許其經歷選舉考試而參政。士人之經選舉考試而參政者，皆從農村中來。又全國參酌人口額與賦稅額之多寡，而定各地錄取之標準，務使全國士人，皆獲參政機會，政府中全部官員，使全國各地均有沾及。其選舉考試以及銓敘升降，權在政府，各有專職。皇帝只在任用高位高職如宰相等，始獲參加意見。政府中又特設有監察與諫諍各職，監察偏及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諫諍則更要在專對皇帝以及宮廷之內部。又皆用中下級官員，鼓勵其直言無顧忌。政府遇大事，並常採集議制，聽取多方意見，民間亦得上書發言。政府並設置極多職位之學官，僅從事於學術事業，如校書編書等，如唐代編《唐六典》，宋代編《太平御覽》，元代編《元典章》，明代編《永樂大典》，清代編《四庫全書》，皆由政府網羅羣士爲之，其他編纂不勝舉。

總之，中國傳統的士人政府，乃使政府成爲一士人集團，學術與政治，並無嚴格劃分，而政治常受學術領導。學術命脈則寄託在教育上，教育精神則寄放於自由民間。即如漢武帝表章六經，罷斥百家，此一動議，便自民間來，在其太學中之五經博士，亦都自民間來。又如宋代，採納胡瑗在蘇州湖州的講學制度，來重訂國立太學制度，又延聘其主持太學之行政及教授事務。舉此兩例，可見中國歷史上士人政府傳統下的教育制度，在外貌上，像是一套完整的，由上而下的公立教育。但在實際上，在其內在的精神上，則全由在下民間社會私家講學所主持，所領導。而中國民間私家講學，則兩千年來，一依孔孟儒家思想爲主幹，爲依歸。所以中國人兩千年來的傳統觀念，儒即是士，士即是儒。儒家教義，乃成爲中國歷史上士人政府一最高領導。

當然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可有種種曲折反覆與變動。如在兩晉南北朝時代，中國社會上新產生了一種士族大門第，幾近於變相的封建貴族。但亦只是在秦漢以下士、農、工、商四民社會中，士階層的地位過分提高，而上面政府體制，依然沿襲秦漢規模，不能說那時又回覆了古代的封建政治。

與此同時，佛教傳入中國，在中國社會上開始有外來宗教之盛行，但亦只有一部分影響。同時如士族大門第，並不會爲佛家思想所搖動。信仰佛教、宏揚佛學的，反而多出自門第人物中。而秦、漢以下之傳統政治，亦一樣無大變動。下至隋、唐，中國重歸一統，秦漢以來的傳統政府規模，又大大恢宏，而士族門第勢力，則漸衰落而至於消滅。可見儒家思想，依然爲其時指導中國歷史進程一大動力。佛教在中國，雖亦繼長增高，日有發展，但搖動不了中國歷史進程之大趨向，於是而有中國佛學之出現。當時在佛學中之新支派，如天台、華嚴、禪三宗，皆融化成爲中國思想之一部分。在中國文化中，只是新添進了宗教一支，而宗教思想在中國文化中始終不佔最高領導地位。

又如下面元、清兩代，蒙古、滿洲異族入主，亦爲中國歷史上一大變。但上面的政府體制，下面的民間學術，依然能在中國文化的大傳統下支撐維持，保有其原有的歷史進程而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