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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歷史有兩種分別。一種是隨時增新地寫。例如中華民國開國後，我們就該添寫一部中華民國史。這也不必定由一人寫，儘可由許多人同時來寫。又如在此期間，有許多大事，亦該分別寫。如國民革命軍北伐，如對日抗戰，這些大事件，都可分頭寫。在一個時代，必須有了一本本的小歷史，纔可由後人來彙集成一部大歷史。現在大家都束手不寫，將來變成一筆糊塗賬，試問叫後人再如何下筆。所以歷史該隨着時代而增寫。譬如過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說中國歷史即止於此，以下便斷了。諸位研究歷史，最大責任，就在此增寫新史上，如此纔好讓這部通史直通下去。
另一種是舊史新寫。我們今天仍可再寫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戰國史，或是秦漢史，乃至其他各種的舊史翻新。時代變了，我們所要求的歷史知識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該重來寫新歷史。這不是說舊歷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謂舊史翻新，第一條件自該根據舊史，不違背舊史原來之真實性。舊史翻新了，舊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項舊史翻新的工作，我們也沒有人認真去做。我們前一輩的未盡責任，將這些任務都卸給我們。我們如再不盡責，這也是一時代悲劇，總該有人來負起此責任的。
總之，歷史是可以隨時翻新改寫的，而且也需要隨時翻新改寫的。我們自己不能翻新改寫，卻埋怨舊歷史不適用。那是把自己的不盡責來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們，真是不該。試問孔子寫《春秋》，司馬遷寫《史記》，豈是爲着我們而寫的？諸位若真研究一些歷史，便不致隨便埋怨歷史。本人曾寫了一部《國史大綱》，也是屬於通史的，大家不妨參考一下。在我前後的人，已寫了不少本中國通史，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現在研究歷史的人少，連看歷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這一門學問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識貨人也多，就會有個比較，有真行情出現，此下便可有進步。目下由於寫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學變成獨家冷門貨，無可選擇，也無從評價。這須要有人多寫，多比較，自然可望不斷有更好的新貨新花樣出來。
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發願來寫中國通史的，預定花二十年時間自可下筆。以歷史時間論，二十年並不長。如一人要能對歷史有貢獻，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寫通史，也可有各種各樣寫法。譬如寫一部爲某一部分人看的，如爲成年人看的，爲中學生看的，爲兒童看的，爲研究歷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寫，就決不會嫌多。
怎樣着手寫呢？不妨先看近人寫的，作初學入門。再正式看舊歷史，看得多了，逐漸自己有了見解，再着手寫。你也寫一本，我也寫一本，寫的人多，公平意見也可從此產生，這就成了這一時代的歷史定論。如今天西方人寫歷史，他們不可能隨便做翻案文章，因爲他們對歷史意見多已有了定論。此一時代有此一時代之定論，要翻也翻不多。舉其大者，如耶穌在西方歷史上是有其確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國歷史，從現代人看來，似乎一切無可有定論。有人可以輕易否認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煩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責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臘，總是稱讚希臘文化之偉大，這也已是一定論。但我們中國呢？春秋戰國時代是好是壞，誰也可以隨便說。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權，所以有多數意見可憑。但我們此刻大家都放棄了這權利，只做一個旁觀者，只憑少數人甚至是獨家的判斷，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於是就不能有共見，有定論了。若果研究這門學問的人多了，其間便可看出一個行情，得出一個定論，這是國人之共見，當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幾人把它輕易隨便推翻。
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諸位中，有一位或三兩位或更多位，能貢獻出他一生精力來研究中國歷史，來爲中國新史學號召起一批自告奮勇的義勇軍出現纔行。今天我們確實是在需要有新的歷史的時代中。但諸位在發願寫新歷史以前，當先細心讀舊歷史，不能憑空創新。我希望在這八次空泛的講演中，能得幾位後起青年，激起他們志願，使他們肯獻出一生精力，來致力於中國歷史的研究。這便是我這番講演的莫大收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