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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復高考,平日放羊之餘經常靠讀書打發時間的唐振國也參加了,結果一舉高中,成了一名新聞學專業的大學生。那年,唐振國剛剛27歲,王慧琴23歲,唐歡5歲。
1978年,王慧琴被調回到了北城縣,成了棉紡二廠一名工人,而唐振國卻依舊在大學裏學習,至於6歲的唐歡,則被帶到了北城縣,主要由王慧琴的母親,也就是唐歡的姥姥撫養。
1981年,唐振國大學本科畢業,被分配到家鄉北城縣廣播站,成了一名編輯兼記者,全站僅有的三個本科生之一。
1983年年初,廣播站升級廣播局,而這,也成了唐振國事業上的第一個轉折點。因爲一來,上面第一次下文件要求大力提拔有學歷有能力敢闖敢拼的年輕幹部;二來,唐振國那段時間因爲寫了幾篇歌頌農村改革開放的新聞稿,也就是所謂的農村大合唱,結果在省報刊登,還被其他報紙轉載,結果被上面點名表揚,終於在1983年8月份中旬,也就是上個月,被提升爲編導科科長,整個廣播局最有前途的年輕人之一。
“唉……”想到這裏,唐歡嘆了口氣。
說實在的,當時唐歡知道這些內幕的時候,正好剛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他那時候第一個想的不是父親的經歷多麼坎坷,也不是爺爺奶奶那種至死不渝的愛情故事,而是想的能不能跟海外的親戚認親。不是說有香港親戚麼,要知道在90年代初的時候,有海外的親戚一般就等同於有錢的代名詞。
90年代跟文革期間不一樣,跟80年代初走一步看兩看的情況也不同,那時候如果一個家庭能有個海外親戚,那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很多人都認爲,有個海外親戚,只要相認,就能得到多少多少錢,多少多少好處,但實際上並非如此,至少不是每個有海外親戚的都如此。
果然,後來他曾經就這個事情問過父親,說海外親戚有沒有來認,有沒有給點遺產什麼的,而父親當時也就這個問題作了說明。
他的答案很簡單,就倆字: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