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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寬媽從品字形的最上面一層開始往下掃，先用竹刷把刷，再用抹布再抹一次，這樣看起來就很乾淨了，刷到第二個臺級時候，陶寬爺爺回來了，手裏拿着曬了的棕樹皮，只看到陶寬爹在掃垃圾，就問：你媳婦呢，陶寬爹努了努嘴，陶寬爺爺順着陶寬爹努嘴的方向看去，看到陶寬媽正在刷竈臺的的第二個臺級，就連忙呵止住：你下來，這個我來，陶寬媽也不知道所以然，依然在那裏抹，嘴裏說着，沒事，我能抹乾淨的。陶寬爺爺看着陶寬媽沒有止住的意思，就走了進來，臉上有些沉不住氣了，聲調也高了些：叫你下來就下來，你到其他的地方去掃，竈司公女人不能碰，得男人來做。陶寬媽這才明白，不是掃得乾淨不乾淨的問題，而是自己是女人的身份的問題，外國人的教堂多，中國人的社公多，信仰不一樣，文化也不同，社公是陰間最小的機構，類似我們現在的村部吧，保着一方的平常。同樣的，一個家庭也有一個神位，除了敬祖先以外，那就是竈司公了。竈司公管着一家的平安，是聯繫地上的人家和天上的信使，這也是我們道教的切入點，雖說是迷信，但也讓人覺得自己在做事的時候，有些管制，不至於做傷天害理的事來。道教認爲：竈司公每天給每家做着統計，這家人做了什麼積德的事，做了那些害人的事，都記着，等到了年底的臘月二十三日，就得去天堂是彙報你這一家人的功過是非。所以，農村人到了臘月二十三日這一天，都會做個小儀式來祭竈司公，順便買些糖塗抹在竈司公的神位上，祈求竈司公能上天都說好話。其他的地方怎麼搞，不知道，但在銀井灣和它方圓四五十里的地方是這樣做的，陶寬爺爺對這樣的事也極其的虔誠，他認爲竈司公是不能褻瀆的，女人是不能碰的。陶寬媽也還是第一次當家做主，她並不知道那個東西有多神聖。她在孃家可能就沒有像老陶家這樣虔誠的禮敬這樣的神。可謂無知者無罪，陶寬爺爺卻在心裏有些顧忌了。到現在我們看來，天上沒有天堂，更沒有神仙，有着都是深邃的太空，人類都能在太空建立歇腳的地方了，能有竈司公這樣的信使嗎，但擱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人民還是很相信的，他們不知道什麼星球大戰，更不知道哈勃望遠鏡能看到多遠，他們只知道銀井灣周圍這一大片的天空，就連陶寬爺爺年輕外出的時候，也只能看到縣城的光景，而那時候的縣城也一樣和銀井灣一樣的敬神敬菩薩。雖然那時候也有破四舊的運動，但山高皇帝遠，那些運動並沒有波及銀井灣這樣偏僻的山村。而留給陶寬爺爺最好的回憶是他小時候，能在臘月二十三這一天，能嚐到甜蜜的糖。在沒有砂糖以前，農村裏是做米糖的，拿米去換，陶寬爺爺也繼承了他的先輩們所留下來的傳統，只不過在老陶家比其他的人家更虔誠罷了，也許是糖的因素，也有可能是陶寬爺爺本來就更信竈司公這樣的神。不管家裏有多窮，再怎麼的，竈臺還是要有的，沒有了竈臺就談不上喫飯的問題，有了竈臺就有了煙囪，有了煙囪就有了竈神的神位，也有了家裏的道德的約束和對神的敬畏，有了敬畏，人心才能平靜，才能不去害人，這也許是道教教化的作用，也是道教在農村能夠生存的土壤。每家人在砌竈臺的時候，都會給砌竈臺的師傅煮幾個蛋，一則是爲了讓砌竈臺的師傅能拿出手藝來，讓竈臺砌得好燒又省柴火，有了一個能省柴火的竈臺，家裏人可能就輕鬆很多。二則是能讓砌竈臺的師傅能把竈臺砌得更牢固些。一家人只有一個竈臺，也不能說不好燒的就推倒了再砌一次。一個是經濟不容許，再個就是有個竈司公這樣的神位立在那裏。南方的農村裏，在砌竈臺的時候，就把竈神安放在竈臺的第二個臺級上，講究的人家，會吩咐砌竈臺的師傅在砌竈臺的時候，會在第二個臺級上，砌上個桃形的土臺子，桃形葉柄部位留個小孔，是插香的地方，這樣既美觀又實用，題顯出主人家的審美觀，也承載着主人家長壽的美好願望。簡單點的就做個小窩窩，留着插香就可以了，到了解放後，農村裏就有了更新的方式，做個五角星，這樣既顯得自己跟上了時代，又能沒有忘記黨的恩情。有了第一家這樣做，就會有第二家這樣做，能做五角星的砌竈臺的師傅就變得更喫香，在某些程度上說，這也是學會變通的結果。而通過這些，也提現了黨在人民的心裏紮下了根。老陶家的竈臺是以前留下來的，既沒有桃形，也不是五角星形，只是簡單的一個小窩窩，能插下香就可以了，也許它的不突出，致使陶寬媽沒有看到。南方農村的說法，如果哪家人運氣不好的，碰到什麼天災人禍，或者是倒黴的事，人家都會說：那家人倒竈了，可見，竈臺對於一家人有着多麼重要的作用。一般來說，道聽途說的：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人家倒竈了，並不是說明他家的竈臺倒了，不能生火做飯了，不能過生活了，而是理解成那家人碰到什麼難處了，或者是真的過不下去了。竈臺是一家人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再差的就是沒有竈臺，用三個石頭壘好，鍋支在上面做飯，那是無奈人家的做法，是苦得不能再苦的人家了，但凡有個落腳的地方，首先立起來的就是竈臺，有了竈臺就有支鍋的地方，也就有了做飯的地方，也就算是有個家了。有了家，就得有敬神靈的地方，竈臺就承載了這樣的功能，也算是有個戶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