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清者的“稀缺資源假定” (第6/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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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政就像魚在吞喫大船，大船雖大，也架不住羣魚四下來攻，最後落得千瘡百孔。

巡撫閔鶚元的弟弟閔鶴元當時在甘肅做知縣，閔鶚元曾去信告誡，讓他不要身陷其中。作爲這條權力食物鏈上的一環，是很難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其實知曉內情的又何止一個閔鶚元，京中戶部的那些大老爺們不斷收到王亶望之流的豐厚饋禮，也不會全無所知。但內外大臣都無視乾隆皇帝的聖旨，竟無一人站出來檢舉。就連乾隆皇帝也在事後說，他也“早有風聞”，“遲迴未發者已二三年矣”。

如果乾隆說的是實話，那麼王亶望貪污敗露前二三年，可以說已是天下盡人皆知，當然也包括乾隆。也就是說，在對待這件事上，連心知肚明的皇帝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就難怪閔鶚元等人庇護自己的兄弟。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夏，大學士阿桂、戶部尚書和珅領兵開進甘肅，平定回民反清起事。結果雙方軍隊還沒開打，大學士阿桂就向皇帝發來急電，先後奏報入境就遇上了連陰密雨天。一場大雨徹底澆醒了乾隆皇帝，他感到此前甘省連年報旱有詐，數以百萬石的“捐監糧”去向必須要刨根究底。

乾隆又與不久前王亶望情願捐銀五十萬兩此數相當浙江巡撫每年養廉銀的50倍資助浙江海塘工程一事聯繫起來，他斷定王亶望的鉅額家資肯定與貪污捐監糧有着密切的關係。於是乾隆降旨命阿桂和新任陝甘總督李侍堯就地查辦此事。如果這件事情屬實的話，將是大清官場的一場災難。

阿桂和李侍堯果然沒有辜負皇帝的期望，他們從甘肅按察使福寧那裏打開了缺口，福寧如實交代了以布政使王亶望爲首的甘肅省大小官員如何動用公權力冒賑貪贓，中飽私囊的內情。在這裏公權力成了私器，公權力成了損害官家正式權力系統的武器。如果說，公權力具有專斷性，那麼這種專斷性在這裏就轉化成爲對利益的效忠，自然也就削弱了人們對官家制度與程序的忠誠。案情就此大白於天下，王亶望立即處斬，他的兒子也被罷官發配到新疆伊犁；勒爾錦賜令自盡；王廷贊絞刑。至於對其他大小墨吏，“監守自盜一千兩以上斬監候”的律文，擬定皋蘭縣知縣程棟等六十六員斬刑，待秋審處決。

這時候臨近秋審，乾隆帝又動了惻隱之心。他特命凡貪污二萬兩以上者立斬，貪污一萬兩以上、二萬兩以下者，斬監候，等到當年秋審的時候再處決。而那些貪污一萬兩以下的也被判死緩，待來年秋審請旨辦理。經過寬大辦理，程棟等二十二名貪污二萬兩以上的官員於九月份被砍頭，而蘭州知府（市長）蔣全迪在這之前就已經問斬。

這個案子越扯越大，越陷越深。隨着案情的進一步深入，又審查出官員虧空庫銀等新的罪行。一番折騰，又有數十名貪官被判了死刑。整個蘭州省城監獄因爲這個案子而人滿爲患，朝廷只好將已問成死罪的七十四人分批解往北京。這個案子前前後後正法處決的有五十六名，免死發遣者四十六名，其他還有判處徒刑、流刑，以及革職的。

有時候我在想，跟着像王亶望這樣的官員同流合污的利益和風險與當一個清官的利益和風險比較起來，究竟哪一頭更爲合算。當然這種算法並不是單邊的計算，而是一場雙邊博弈的計算。也就是說你不能按照正常的邏輯推算，何況一個官員的利益和風險也並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那麼簡單。

雖然古訓“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告訴人們，當貪官只能富貴一時，當清官卻可以逍遙一世。但是如果一個清官，因爲不願意“受魚”，而受到報復和打擊，最終被踢出局，我們還能說他是這場博弈的既得利益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