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朱元璋的“旁入公門” (第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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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弊端，朱元璋不可能想不到。他之所以這麼做，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他始終沒有找到更好的辦法來延伸自己的“權力觸角”。朱元璋設立了巡檢司和錦衣衛，讓巡檢司專門負責盤查全國各地的過往行人，人們被限制在方圓一百里的活動範圍之內，如有超出，須事先弄到“路引”，這是防止人民串聯造反的重要措施。錦衣衛則是專門負責監視百官的動靜，就連街衢之上，也滿布錦衣衛，這樣，吏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過皇帝的耳目。

一次，博士錢宰罷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對錢宰說：“昨天做得好詩！不過我並未‘嫌’你啊，改做‘憂’字怎麼樣？”錢宰一聽，連忙跪下叩頭，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並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責，只是要顯示自己的無所不知，錢宰纔算沒有倒黴。

吏部尚書吳琳告老還鄉，已是無所作爲，但朱元璋還是不放心，常派錦衣衛去監視他。

一天，一個特務向田間插秧的一個老農夫問訊道：“這裏可有個退了休的吳尚書？"那老人措手答道：“我吳琳便是。”朱元璋得知這一消息，知道吳琳並無異志，十分高興，獎賞了吳琳。

大學士宋濂是著名的學者，對朱元璋可謂赤膽忠心。一天，宋濂在家請客，特務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餚全都列單彙報給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問宋濂請客及菜餚的情況，宋濂把所請客人和菜餚情況一一據實回答，朱元璋聽後十分滿意地說：“宋學士所說皆實，沒有騙我！”

國子監祭酒宋訥有一天在家生悶氣，監視他的人認爲有可能是對皇上不滿，就偷偷地把他生氣的樣子畫了下來，交給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時，朱元璋問他何故生氣，宋訥作了解釋，朱元璋知道他生悶氣與朝事無關，纔不追究。宋訥非常奇怪地問太祖怎麼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張畫像拿出來給他看，結果宋訥幾被驚倒。就這樣，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動輒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謂的“慎獨”，哪裏還敢有不臣之心？

在《大誥續編》中，朱元璋反覆強調他在註釋《道德經》中的話：“吾爲政愈嚴，犯法者愈衆。”他不無遺憾地指出：“朕如寬厚行仁，人將謂朕不明於事；朕如加嚴，人又指之爲暴矣。”從這樣一句話，我們也可以看出，朱元璋對他的嚴刑峻法也是有些悔意的。重刑並不能完全把官吏嚇得不敢去做錯事，他敏銳地意識到權力再大也有其侷限性。

朱元璋有他自己的考慮，因爲按照古聖賢的分類，老百姓可以從事士、農、工、商四種生計。而在聖人們的教導下，老百姓應該在這四個領域，各守其道，各盡其職。唯有如此，天下才能實現真正的太平。而那些不在“四業”範圍內的謀生者，大多數走的都是犯罪道路。“知丁法”的目的，就是爲了抓出那些不務四業的害羣之馬，他們大多是遊手好閒的“逸夫”。那時候誰要想當個自由職業者，就要做好被官府抓捕的準備。在朱元璋看來，這些自由職業者只懂得羅織詞訟，勾結胥吏，弄權官府，實在是官家社會的毒瘤。“知丁法”推廣開來之後，老百姓們把自己瞭解的鄰里情況上報裏甲鄉村社會的基層組織，裏甲再把情況向縣衙報告，一級級地向上申報。這種天羅地網似的人口摸排，使得潘富那樣的在逃犯無所遁形。

爲了杜絕類似潘富千里大逃亡，先後歷經八縣，涉及三百多戶人家，一千多人受到株連的案件再度發生。朱元璋又做出了最爲嚴酷的補充：如果《大誥》頒佈下去，一里之間，百戶之內還有“逸夫”，裏甲坐視，鄰里親戚不抓，任憑這些“逸夫”遊蕩在公門、市井之中，爲非作歹，被官府抓住的話，“逸夫”處死，裏甲和四鄰全家流放邊疆。

不可否認的是，陳壽六是個特例。和陳壽六這樣幸運的成功者比起來，那些積極響應朱元璋號召，動不動就闖入那道“旁入公門”的門教訓一通胥吏，最後因爲這個被砍了腦袋的農民，在數量上也很可觀。在《大誥三編》裏，朱元璋也列舉出了一些這方面的案例。朱元璋在這件事上表現得也非常糾結，他一邊在大肆宣揚陳壽六的榜樣示範作用；一邊又在提醒鄉民們，想當陳壽六這樣的明星是需要運氣的，也需要付出常人難以承受的代價，很可能是生命的代價。當然如果讓老百姓用自己的一條命來換另一條命，這裏就涉及到利益的交換邊界。在封建官家制度裏，官吏們手中握有對老百姓的傷害權，平民百姓爲了能夠生存下去，就要通過自己的勞役或者交納賦稅來尋求生存權的贖買，這樣就形成了交易關係。官吏的傷害權有一個邊界，這個邊界對官家制度形成了一種約束。如果官吏越過這個邊界，一味地榨取贖金，造成傷害。這種傷害的程度越深，老百姓的反作用力就會越大。等到被套在自己脖子上的贖金勒得無法活命，反正總歸一死，反抗就成爲唯一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