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煤山歪脖子樹上的死結 (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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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登大寶的朱由檢信心滿滿,他相信憑着自己的才智和膽識,完全能夠擺平帝國內政,重振大明江山。可是歷史留給他的時間已經所剩無幾。對於一個和時間賽跑的帝王來說,朱由檢需要做的,就是在最短的時間裏牢牢抓住帝國的大權,成爲名副其實的帝國一把手。
崇禎皇帝上臺之後,爲了儘快緩解日趨緊張的社會矛盾,他從前朝帝王那裏活學活用了“休養生息,發展經濟”的治國方略。此一時彼一時,鉅額的戰爭費用和臃腫的官僚體制造成了龐大的耗費,使得任何具有“慈悲情懷”的政策在轉眼之間就被具體執行者變爲“苛政”。原本用來滅火的治國方略,結果卻引得火上澆油。
面對帝國上下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的艱難境況,崇禎皇帝不止一次地下“罪己詔”,但是這種自我批評對於國計民生來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朱由檢在位期間先後六次向天下臣民頒佈“罪己詔”。皇帝頒佈“罪己詔”等於是在向天下臣民做檢查。普通人犯錯誤都不願意低頭認錯,何況是一個君臨天下的皇帝。這無疑是一件極其尷尬的事情,尤其是對於崇禎這樣一個“剛愎自用、殫精竭慮、乾綱獨斷、勵精圖治的中興之君”(崇禎皇帝自詡)。但是,朱由檢不僅做到了批評與自我批評,而且還成爲中國歷史上頒佈罪己詔最多的皇帝之一。
比如崇禎十年1637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崇禎頒佈“罪己詔”,自曝官場腐惡內幕:“出仕專爲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於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於閭里。納無賴爲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
帝王的“罪己詔”折射着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傳統的某些特點。國家危難,帝王“罪己”,藉此消除民怨。誠然,“罪己詔”有欺騙性的一面,但也包含着帝王對自身過錯的反省,其中不乏真誠的懺悔。崇禎這麼做,折射出帝國的社會矛盾和統治危機已經來到了崩潰的邊緣,不然一國之君何至於此?
崇禎皇帝頒佈罪己詔,以圖消弭天怒人怨,挽回世道人心,挽救風雨飄搖的江山社稷。可是現代政治理論告訴我們,任何制度變遷都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就是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對民間創造力特別是制度創造力的充分尊重、引導和肯定。中國的歷代帝王(包括崇禎在內)當然不會讓自己的臣民富裕和強大到能夠與朝廷分庭抗禮的地步。因此那些打着“仁政”旗號的政治藍圖終究不過是擺出來的花架子,畫餅充飢而已。
當然,對於一個剛剛登上政治舞臺的男主角,崇禎皇帝的表演並沒有讓他的臣民們失望。他通過一系列的雷霆手段展現了一個演技派皇帝的實力。他先是以令人欽佩的魄力,誅滅了把持朝政的魏忠賢,同時又罷免了一大批閹黨分子的官職,起用了一批官員到中央權力機構任職,牢牢地將權力抓在手中。
對於一個政治新人來說,這份答卷算是接近完美的,當然這也是崇禎皇帝在位十七年最爲耀眼的時刻。事與願違,帝國的人事調整並沒有給大明王朝帶來任何復甦的跡象。隨着時間的推移,國內的情況不僅沒有好轉,相反,各地平民的反抗運動愈演愈烈,對後金的戰爭也是節節敗退,權力集團內部的相互傾軋也沒有隨着魏忠賢集團的敗亡而煙消雲散。
崇禎皇帝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發出了“文臣人人可殺”的惡毒詛咒,在他看來,帝國政權之所以走向窮途末路,責任不在自己這個皇帝身上,全在那些誤國誤民誤己的官員身上。當然這種認識並不是後來纔有的,從崇禎皇帝接過皇權的那一刻起,他就對那些帝國軍政機構的官員們產生了種種疑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