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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懲之師”，日本曾多次以這種名義動員軍隊。明治七年（1874年）向臺灣出兵，就聲稱不是要和清廷交戰，而是向殺死漂流到臺灣的日本人的土著興師問罪。公開爲對外戰爭進行動員，“壬午之變”的出兵是第一次。
代理陸軍相山縣有朋向東京及熊本兩地的鎮臺發出動員令，命令他們在福岡編成混合旅，並指令其他鎮臺待命。海軍命令“日進號”“天城號”“金剛號”三艦火速駛赴朝鮮，“磐城號”已盤駐在朝鮮海面。這支艦隊的司令官由東海鎮守府司令長官仁禮少將擔任。陸軍由西部監軍部長高島少將指揮，岡本大佐任參謀長，已經回國的花房公使又與高島少將一道搭乘工部省的“明治號”重返朝鮮。“明治號”到達仁川是8月12日午前十一時，“金剛號”三天前在這裏拋了錨。
8月20日袁世凱隨丁汝昌勘察登陸地點時，花房公使已經走進漢城的王宮，向朝鮮國王提出了強硬要求：派遣特使赴日本，以國書謝罪；嚴懲罪犯；撫卹被害者家屬，彌補損失；賠償出兵費；爲保護公使館，日本有權駐兵；擴大開港地方的權益；放寬旅行限制。這就是後來簽訂的《濟物浦條約》。
“日本以什麼姿態出兵呢？”丁汝昌朝前走，袁世凱跟在後面問道。
“軍人不應該管那類政治問題。”丁汝昌答道。
“是的……”
袁世凱嘴上這麼應着，心裏卻不以爲然，搖了搖頭。丁汝昌沒有看見他身後的年輕人的動作。
不瞭解政治狀況，就難以採取果斷的、臨機應變的軍事行動。
軍人更應當關心政治，袁世凱心裏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