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国家建构的基础：富强还是文明？ (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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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相信实力就是一切，强权就是一切，国家富强就是一切的梁启超；另一个是将文明视为最高的进化目标，国家富强取决于民德、民智、民力的进步，强权之上有公理的梁启超。哪一个梁启超更真实？类似这种矛盾，在福泽谕吉身上也有过。在福泽谕吉看来，理念的西洋和现实的西洋有所不同，现实的西洋是野蛮的、侵略性的，而理念的西洋是文明的、先进的。为了对抗现实的西洋，就要学习理念的西洋。人类的历史是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历史，理念的西洋代表了文明的最高阶段。福泽谕吉又认为：在现阶段，国家的独立是目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没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不过他特别强调，国家独立只是现阶段的目标，是历史发展中的第一步，独立并不是文明的终极目的，从人类整体历史演化来看，“文明是宏大无比，人间万事莫不以此为目的”。[10]在福泽谕吉的思想之中，既体现了国家主义与文明主义的紧张关系，又试图以历史辩证法的方式加以克服：国家主义与文明主义，二者互相渗透，互为手段与目的。一方面，在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国家的富强与独立是实现文明的第一步和必要前提，没有独立就谈不上文明，在这个意义上，引进西方文明不过是实现富强与独立的手段；另一方面，手段同时制约了目的与方向：可取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国家主义，而是以文明为内在价值追求的国家主义。福泽谕吉并不是文化多元主义者，他不相信现代化可以有多种模式，他的野蛮——半开化——文明的人类发展一元论图式令他坚信，日本通过富强与独立最后要实现的，正是理念的西洋，那个人类共同的普世文明。

虽然梁启超缺乏福泽谕吉那样的整体思维，但从他那些在不同时间与空间、针对不同问题所发表的似乎是相互矛盾的言论来看，梁启超一定会同意福泽谕吉的看法。不过，晚清知识分子对东西方列强所强加的国耻的感受要远远超过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因此梁启超的文明论更多地建立在力本论的基础之上，以强权主义的逻辑论证文明的演化。梁启超按照加藤弘之的说法，将强权分为两种：一种是“大而猛者”，另一种是“温而良者”。人类发展的历史，不仅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也是强权的内在演化。在野蛮时代，所谓的强者凭借的是体力；到半开化时代，体力与智力互相较量；而进化到文明时代，所谓强者即智者，是智力之强也。加藤弘之原来的观点是：随着人类社会演进到文明阶段，强权会从“大而猛者”，进化为“温而良者”，从“粗暴而猛恶”进化为“高尚而优大”。[11]然而，梁启超悄悄作了一个常人未曾注意的修改。强权作为天演之公例，究竟是运用“大而猛者”，还是“温而良者”，不是看在野蛮社会还是文明社会，而是看交手者之间的强弱对比。若强弱悬殊，强者对弱者施用的必然是“大而猛者”。到以智力胜的文明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贵族与平民、男子与女子之间的智力渐趋平等，于是前者对后者的统治，“不得行其暴猛，渐改而就温良”。[12]为什么梁启超在复述加藤弘之思想的时候，会作这样一个颇富“创造性”的改动？为什么即使到了文明社会，强权也不一定是“温而良者”，依然有可能在强弱悬殊之间，出现野蛮社会才有的“大而猛者”？个中秘密显然与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切身感受密切相关。

传统中国所遭遇的外敌，都是在文明层次上比中国低得多的游牧民族，每一次亡国的同时，又是“天下”的胜利，以中原文明征服外来的蛮夷。但晚清所碰到的西方，却是一个比中国文明还要优越的文明，文明碰撞的结果是，中国虽未曾亡国，却已经亡了“天下”，礼之秩序摇摇欲坠。然而，晚清中国所感受的西方，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是具有先进的器物、民主的制度和文明的精神的西洋国家；另一个是咄咄逼人、野蛮侵略、火烧圆明园的外来列强。比中国文明优越的西方，为何文明与野蛮兼于一身？中国士大夫对此一直迷惑不解。杨度是晚清观察力最敏锐的思想家之一，他在《金铁主义说》中揭开了这一秘密。今日西方各国无论是政治组织，还是教育之周详、实业之发达，皆高于中国，称其为文明国不为过也。然而，以为这些文明国集合成世界会造就一个文明世界，乃大谬也。杨度尖锐地指出：

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皆是文明，对于外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何以见之？则即其国内法、国际法之区别而可以见之。[13]

杨度的观察不可谓不深刻，远在晚清一般士大夫之上。近代的西方有两张面孔：对内是洛克主义，讲究自由平等；对外是霍布斯主义，奉行的是弱肉强食，这早已是秘而不宣的公开秘密。西方近代文明来自古希腊罗马与基督教传统。这两个传统都具有文明与野蛮的双重性格。古希腊传统的古典民主、罗马的共和精神和法治传统，都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罗马帝国的扩张霸业到近代以后也得以继承，西方列强试图以文明的名义在全世界缔造各自的殖民帝国，大行扩张之道。基督教传统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另一个源头。基督教特别是改革后的新教为近代文明提供了宗教意义上的自由（因信得义的个人自由）和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它们后来都转型为世俗形态的自然权利和法律平等。与此同时基督教的普世理想和圣战精神，又为西方列强以殖民的方式在全球扩张自身利益赋予了文明的正当性。西方有两张面孔：启蒙与战争、和平与扩张、文明与强权。这两张面孔如影随形，当它来到中国的时候，用强权（的方式）推销文明，以文明（的名义）实施强权。真正的西方是复杂的，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二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互为目的和手段。西方列强以帝国扩张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以帝国的资源积累民族的财富，借助帝国的光荣激发民族的骄傲和自信，同时又把文明作为帝国的基础而使帝国获得正当性。[14]

当晚清知识分子遭遇西方这个用文明推销强权、以文明实施强权的帝国的时候，的确面临着矛盾的困境。传统主义者因为其强权，索性连文明也拒之门外；而西化主义者由于其文明，会将强权也视为理所当然。梁启超就承认：“夫以文明国而统治野蛮国之土地，此天演上应享之权利也。以文明国而开通野蛮国之人民，由伦理上应尽之责任也。”[15]梁启超的这一视文明统治野蛮为正当的思想，来自福泽谕吉。福氏在《文明论概略》中说：“从总的情况看来，不能不说日本的文明落后于西洋。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末，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16]文明论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引进西方的文明精神奠定了理由，也埋下了日后以文明的名义侵略落后国家的种子。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与扩张性的国家主义和大亚洲主义之间有互相纠缠的复杂关系。中国是拥有东亚和世界最先进文明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数度为蛮夷统治，最后又反过来在文明上驯服蛮夷。然而晚清之后遭遇比中国更先进的西方文明之后，便碰到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是文明优先还是国家优先？

杨度是很聪明的，当他观察到西方国家内外政策的矛盾性之后，采取了一种二元论的策略。在他看来，文明与否是善恶的问题，强权与否是优劣的问题。为了与诸文明强国对抗，他提出了文明与野蛮（强权）的双重对策：

中国今日所遇之国为文明国，中国今日所处之世界为野蛮之世界。……中国所遇者为文明国，则不文明不足与彼对立，中国所居者为野蛮之世界，不野蛮则不足以图生存。[17]

杨度的策略可谓“以善治善，以恶攻恶”，对内建文明，对外求强权。以文明与文明对抗，以强权同强权对抗。事实上，杨度的逻辑也是梁启超的逻辑，文明主义的梁启超与强权主义的梁启超是一体二元，最后都统一在以文明抗文明、以强权抗强权的民族国家建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