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五四：世界主义情怀的爱国运动 (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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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再是具有神意或天意的神圣之物，也不是自然演化的历史之物，它只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一种为保护个人自由与天赋人权所设立的工具。这种功利主义的国家工具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非常流行，成为新的主流国家观。不仅《新青年》《新潮》如此，即便是五四时期的《东方杂志》也作如是观。《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发表于1917年的《个人与国家之界说》一文，与《新青年》一样，同样将个人置于国家之上，认为先有个人而后有国家：
欲使个人能尽力于国事，必使个人先尽力于自身。当其致力于自身之时，不必悬国家以为标的也。
杜亚泉特别强调：个人虽然对国家负有责任，但在尽责任之前，首先要巩固个人之地位，警惕个人被没入国家。[19]自严复翻译《群己权界论》之后，大群与小己、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一直为中国思想家所重视。个人的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究竟何为第一位？由于受到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与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的影响，严复、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弱兴衰，取决于国民的素质，国民与国家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正如梁漱溟所指出：中国文化不是个人本位，也非群体本位，而是把重点放在人际关系上，是伦理本位或关系本位。[20]深受中国思想传统熏陶的严复、梁启超总是把个人与群体放在互动的脉络里面加以论述。在现代“合群”的国民共同体中，群己之间并不是目的与手段的工具理性关系，而是互动的辩证和谐。只是处于国家有被列强瓜分之虞的晚清，比较起个人，国家的建构处于更重要、更急迫的位置，因而晚清的个人更多地被理解为与国家一体化的国民，而非具有内在深度的自我。然而到了五四时期，个人的重要性大大突出，其不仅是一个集合概念的国民，而且成为独立于国家并具有优先性的自我。[21]杜亚泉虽然继承了严复的思想脉络，从群与己、国家与个人的界限角度思考问题，但他的重心已经不再落于国家，而是个人。个人获得了完全的自主性，不再以国家为归宿，也不再具有晚清那样的同一性。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这种换位，成为五四时期与清末民初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分界之一，也是从《新青年》到《东方杂志》各类启蒙人士的思想共识。
在五四时期，国家工具论尚是温和的学说，最极端的莫过于国家偶像论或国家虚无论。无政府主义在当时是第一显学，不仅为吴稚晖、李石曾、刘师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信奉，而且渗透至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这里，使得启蒙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带有藐视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茅盾回忆说：
那时又因种种运动的失望，对于国家制度底本身，也发生了绝大的怀疑，所谓无政府主义，也很流行起来了。先前大家都提倡爱国，到了这时，连什么国家，什么政府都不要了。[22]
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慷慨激昂地号召打破一切人间的偶像，除了神佛仙鬼之外，最大的偶像就是晚清以来梁启超、严复所热情召唤的国家。陈独秀轻蔑地说：国家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并无什么真实能力”，若除去人民，单剩一片土地，国家便什么也不是。人们之所以要保存国家这个偶像，不过是借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他认为：“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打破一切偶像的目的，乃在于确立新的真理与信仰。国家与鬼神“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23]
1918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殉清自杀，引起舆论的关注，并产生不小的争议。社会学家陶孟和在《新青年》撰文，认为梁济殉清不值得，他说：“什么是爱国心呢？所爱的国是什么呢？国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原来没有什么可爱。我们所爱的是同在这个抽象名词里头的生灵。……‘爱国心’这个名词常用为骗人的口头禅：君主用他保护皇室，帝国主义者用他保护资本家的利益，民国的执政者用他保护他们自己的势力。所以为人民全体争幸福才可以激发爱国心，不然，这个名词是最危险、最祸害的。”[24]五四运动后不久，傅斯年离开中国赴英留学，临行之前他在《新潮》杂志上慨然宣布：
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25]
这位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袖，竟然认为国家只是虚幻的偶像，只相信人类和自我？按照爱国主义的一般常理来说，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这不是傅斯年的个人看法，这段话后来被周作人在演讲中引用，并在当时广为流传。[26]五四运动固然是爱国运动，但又不是简单的爱国运动，其背后有更宏大的理想召唤着五四的热血青年。这一理想不是别的，正是当时最流行的世界主义。
五四时期之所以国家主义衰落而世界主义抬头，乃是与“欧战”对中国的刺激有关。自严复引进欧洲的进化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进化论为中心的新的世界观，相信西方之所以比中国强，是因为中国的物质实力不如西洋人。于是康有为在晚清提倡“物质救国论”，认为中国文明偏于道德哲学，最缺物质之学，“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27]在晚清，除了国家主义之外，最流行的是工商救国，二者合起来便是杨度所提倡的“金铁主义”：对内工商立国，对外军事立国，富民强国的“金铁主义”。[28]然而，“欧战”的爆发与惨烈，让中国知识分子从物质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这两个梦幻中惊醒。“欧战”之后，梁启超游历欧洲，发现过去的富庶之地，如今一片废墟，他感慨地说：“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29]在西方文明之中，物质主义与国家主义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帝国主义的强权正是建立在船坚炮利的国家实力基础之上。中国公学的教师所编辑的《新群》杂志，其发刊词中检讨将人类和中国引向歧路的谬误学说，罪魁祸首便是国家主义，它引用杜威博士的话说，国家主义只是欧洲对付宗教战争一时的政策，却被误认为人类公共生活的原理原则，“所以酿出了这次欧洲大战争的惨剧”。杂志大声呼吁要“破除国界”，“不该依口学舌的提倡国家主义”。[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