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子提示您：看後求收藏（貓撲小說www.mpzw.tw），接着再看更方便。
當然，地理環境對戰爭的制約也是辯證的，秦嶺天險一方面成功地屏護了漢中盆地與蜀中平原的安全，但同時也爲諸葛亮北伐製造了糧草運輸的致命困難。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六出祁山戰役有四次是因爲秦嶺棧道交通艱難，糧草難繼被迫退兵。即使諸葛亮發明了木牛流馬，也在北伐實際中難以奏功。有些學者認爲，諸葛亮北伐之所以屢屢失利，在於用兵過於謹慎，繞道迂迴祁山進軍，而否決魏延兵出子午谷的軍事奇策。實際上乃不諳熟秦嶺諸棧道地理交通路線實際狀況而作的評論，且不說褒谷至子午道之間並無橫向間道支線可循，子午道北口已經逼近長安郊區，曹魏一直有重兵防守，即使冒然出兵打出子午道，以蜀漢疲憊之師在魏軍以逸待勞的防守下，也很難克敵致勝。而走祁山一線，地勢較爲平坦，隴西天水郡又是東漢以來著名的產麥區，當地雜居的氏、羌又向來與曹魏不和，可資利用，因此諸葛亮選擇出兵祁山，自渭水上游向東推進，進逼關中，以求緩進取勝，不失爲可行之策。當然這樣一來，戰爭進程較爲緩慢，很難短期見效。對諸葛亮來說，也實爲兩難選擇。但無論如何，秦嶺在蜀魏之間出現長達四十年之久對峙格局中作用甚大。實際上一直“具有直接而強有力的劃界作用”，因之也就成爲兩國的天然軍事分界線。
氣候因素。歷史地理學者研究發現，中國歷史上的戰爭動亂與氣候寒熱波動有一定函數對應關係，也即歷史上寒冷期易發生民族戰爭、疫病流行與社會動盪。而軍事戰爭的發生和成敗與氣候因素無疑也有很大的關係，這在秦末陳勝、吳廣農民暴動、明末陝北李自成農民起義以及法國拿破崙滑鐵盧戰爭等歷史戰例中都是一再被印證了的。三國時期氣候處於中國氣候學史上東漢南北朝寒冷期，而且向來較爲溫暖的江南地區也常常出現嚴寒天氣。黃初六年225十月，魏文帝曹丕南下廣陵揚州視察水軍演習，因淮河結冰受阻而返。《三國志·魏志》卷二《文帝紀》雲:“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族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人江，乃引還”。此乃有史以來淮河歷史第一次結冰的記錄。《三國志·吳志》卷二載:孫權赤烏四年241春正月，江南地區“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孫吳太平二年257二月，建康一帶也出現降雪“大寒”天氣，致使孫亮下詔“大赦”《三國志·吳志》卷三。甚至在孫權嘉禾三年234，出現“九月朔，隕霜殺谷”的奇寒低溫。南方如此，北方的寒冷自不待言。但三國時期的氣候特徵卻並非完全乾冷，是以寒溼交替狀態出現的。在中國西南地區，寒冷期中降雨量並未減少而有增多趨勢。三國時期寒冷多雨的氣候對魏、蜀、吳間的戰爭成敗也具有典型的影響。如曹操死後，曹魏繼續發動對蜀漢進攻，建興八年230，“司馬懿由西城，張合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在丞相亮於城固赤阪嚴陣以待下，加之“大雨道絕”，結果“真等皆還”《三國志·蜀志》卷三《後主》，蜀漢的國家危機暫時得以解除。多年以後，曹魏方面還有人提及這次因陰雨導致的軍事行動的失敗:“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懸乏”，因而被迫退師。此外在赤壁之戰、鍾亭之戰中，曹操、劉備的失利均與氣候不適有關。
三國時期的疾痊及影響。三國時期是我國曆史上自然災害頻發的高峰期，寒冷的氣候，頻繁的戰爭，常常引發瘟疫流行。而瘟疫反過來又對三國時期的宗教、軍事、經濟乃至社會心態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古代文獻所記載的“瘟疫”、“疾疫”往往泛指流行性傳染病，其致病機理、病種類別等至今尚不能完全考證清楚，但其作爲一種對人類危害極大的自然災害長期存在卻是無疑的。三國時期戰爭頻繁，疾疫也常相伴隨，據有關文獻資料統計，整個三國時代發生疾疫的次數多達二十二次，這對三國軍事的勝敗與人口的減耗關係甚大，這樣也就相對延緩了戰爭進程。著名的赤壁大戰，兵力佔絕對優勢的曹軍最後一敗塗地，除了士兵不習水戰外，軍中爆發瘟疫是一大原因。《三國志·蜀志·先主傳》載:劉備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孫權晚年窮兵黷武，欲攻打珠崖今海南島及夷州今臺灣。名臣全琮勸諫，“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結果兩地沒有攻下，吳軍卻損兵折將，大敗而歸；最典型的是，孫吳建興二年253，諸葛恪領軍二十萬圍攻曹魏合肥新城，連月不下，時值盛暑，軍中爆發瘟疫，“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迫使諸葛恪無功而返。三國時期的戰爭之所以曠日持久且雙方往往都難取勝，與這些頻繁爆發的疾疫制約不無關係。
瘟疫對漢末三國宗教的盛行也有一定促進因果關係。漢末三國間，以巫師方士爲主體的道教十分盛行。如果我們結合當時環境因素考察，就會發現這一現象是以瘟疫流行導致大量人口死亡爲社會背景的。前已論及，三國時期是秦漢以來自然災害高發期，有文獻記載的瘟疫次數高達二十二次之多。瘟疫導致的人口死亡並不亞於戰爭中的人口減少。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區的大瘟疫，著名的“建安七子”有四人因之染疾而死。後來魏文帝曹王回憶此事沉痛地說:“昔年疾疫，親故多摧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三國末期發生於洛陽地區的流疫，竟然奪走該地區幾乎多一半人的生命。《晉書·武帝紀》載，咸寧元年275十二月，“是月大疫，洛陽死者大半。”瘟疫給時人造成的劫難慘狀是觸目驚心的，曹植在《說疫氣》中說:“建安二十二年病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殖，或覆族而喪”。。這些由自然災害造成的社會災難必然會對民衆信仰與社會心理帶來深刻變化。
流行於漢末三國時期的天師道即以宣揚長生不死爲號召，以鑲災療病爲聚衆手段，對當時處於戰亂、瘟疫水深火熱中的平民百姓有極大吸引力。《三國志·魏書·張魯傳》載:“張魯割據漢中施行五斗米道，“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張魯傳》裴注引《典略》也說:“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修爲太平道，張角爲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雲不信道”。本文第一節引葛洪《神仙傳》也已指出張道陵於蜀中大邑鶴鳴山創天師道主要也是利用蜀地疫病流行，以祛魔攘疾爲號召吸引民衆的。《天師道》經典《太平經》中多處強調生命健康、養氣長壽、防治疫氣等道理和方法，顯然是針對當時民衆懼怕疾病、消災免禍的杜會心理有意而爲。這也是早期天師傳播盛行
的重要原因。三國以後，天師道一支沿漢水傳至荊襄、江南，經過東晉葛洪等改造在江南廣泛傳播；一支由漢中傳至關、隴，五胡十六國時勢力甚熾。直到北魏寇謙之“整肅道教”後纔在北方廢止。
綜上所述，三國時期的地理環境對三國政治、軍事、經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它使三國曆史進程深深打上了時代的印記，其中自然因素對區域社會政治、軍事、宗教的成敗消長有明顯的制約力量。然而我們也不能過分誇大地理環境的影響力，更不能說起了決定作用。比如同樣的地理環境，爲什麼當年諸葛亮親自佈署、蜀漢軍民堅守近半個世紀的漢中防線於蜀漢末期在鍾會的進攻下很快瓦解，使魏軍長驅直入滅亡蜀漢政權?同樣的長江三峽水道，爲什麼劉備東征會兵敗夷陵，而三國末期的王浚自成都順江而下，卻能勢如破竹，衝出三峽，很快滅掉東吳?這充分說明地理環境對一個時代的政治、軍事成敗並不能起決定作用。歷史進程中決定性因素仍然是人在政治、軍事中的主觀能動性。但同時，誠如布羅代爾所說，地理環境因素並非只是歷史活動靜止的舞臺背景，也是歷史進程中的重要參與力量，人在歷史中的主觀能動作用也畢竟有其能量極限，甚至有時往往不能超越自然環境的制約。這或許也是從地理環境角度研究三國曆史進程所得出的最大啓示。
<h6>作者：馬強，陝西理工學院文化傳播系副教授</h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