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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镫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稿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镫之事寻以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所以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镫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镫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以上总起，篇首三百余字，失之冗漫，汉唐制科对策往往如此。今京曹奏疏，首段亦多浮词。若督抚奏疏，宜就事论事，闲语不可太多。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伏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欤？《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臣，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乎？昔子产焚《载书》以弥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论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亡。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义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以上浑言结人心，以下胪列失人心之事。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日制置三司条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度于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克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士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
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善言事者，每于最难明之处设譬喻以明之，东坡诗文皆以此擅长。故臣以为消谗慝而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以上言不宜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之官。
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子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必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宰相人臣也”四句有倾轧王介甫之意。
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以上言谋事贵于无迹。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及至孝武以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肃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既异，暮宿州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烦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余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试取其传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人视今，犹今之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意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以上论遣使太多。
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曰“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且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寻访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所擘画利害，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以上论兴水利。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王荆公新法惟雇役为善政，当日诸君子亦争之不已。厥后司马温公改雇役仍为差役，东坡又力争之。雇役犹今军中雇募民夫，给与饭钱也，差役犹今掳人当夫，不给钱文也，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衙前犹差总之名也。凡县有大役，如运送官物钱粮之类，则责成衙前为夫役之总。故宋时派充衙前者，乡之富民立即贫穷。韩魏公、司马温公皆有疏论之。王荆公以坊场为衙前之雇价，较之前此全不给钱者已稍优矣，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立科名？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诺。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借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无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以上论雇役。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邱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论议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买绢之初本发见钱，后亦失信，拣刺义勇之初本言永不戍边，后亦失信，以喻王介甫放青苗钱之初本言不许抑配，不久亦必失信也。东坡言事或引古事以譬之，或引近事以譬之，取其易晓。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余，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保邻，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今之领常平仓谷者亦皆孤贫不济之人，况宋领青苗钱须还利钱乎！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坏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则亦必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又以刺义勇时民怨而帝不闻，喻青苗一事亦民怨而帝不闻。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斯，亦望陛下审听而已。以上论青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