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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书又以文章欲追欧阳公辈而与之并，而志愿有大于此者将决然而弃去。抑两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国藩窃维道与文之轻重，纷纷无有定说久矣。朱子《读唐志》谓欧阳公但知政事与礼乐不可不合而为一，而不知道德与文章尤不可分而为二，其讥韩、欧裂道与文以为两物，措辞甚峻。而欧阳公《送徐无党序》亦以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分为三途：其云修之身者，即叔孙豹所谓“立德”也；施之事、见之言者，即豹之所谓“立功”、“立言”也。欧公之意盖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与言为不足贵，且谓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者皆为可悲，与朱子讥韩公先文后道，讥永嘉之学偏重事功，盖未尝不先后相符。朱子作《读唐志》时岂忘欧公《送徐无党》之说？奚病之若是哉？
国藩之愚，以为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为无命，虽大圣毕生皇皇，而无济于世。文章之成否，学问居其三，天质居其七，秉质之清浊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亿计，成者百一，传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将丧未丧归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谓道之行废由命。孟子亦以圣人之于天道，归之于命。然则文之兴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间。命也者，彼苍尸之，吾之所无如何者也。学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与文俱至，吾辈欲法孔孟，固将取其道与文而并学之。其或体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则各视乎性之所近。苟秉质诚不足与言文则已，阁下既自度可跻古人，又何为舍此而他求哉？若谓专务道德，文将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为笃论也。
仆昔亦有意于作者之林，悠悠岁月，从不操笔为文，去年偶作罗忠节、李忠武兄弟诸碑，则心如废井，冗蔓无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见矣。少壮真当努力，光阴迈往，悔其可追？姻丈于上年六月改葬，《行述》未蒙寄到，若果为铭章，必不足称盛意。南屏亦已衰颓，共游衡嶷之说果践约否？筠仙修《通志》之仪，事甚浩博，未易卒业。近又丧其爱子，忧怀何以自遣？
寒门已嫁四女，三家未得生子。郭氏女生子而早寡，感怆无涯。内人失明之后，诸病丛集，医药相寻。冢妇亦多病。次儿于元日得举一子，差为忻慰。贱躯粗遣，惟目光日蒙，于花镜之上又加一花，看字尚如隔烟雾。直隶终年亢旱，去秋未种宿麦，今岁夏收失望。疆吏对此，如坐针毡，公私孑孑，都无好怀。南望故乡，恨不得屏弃百事，从阁下一豁襟抱也。
复吴南屏 同治九年七月十六日
三月初旬奉复一函，想已达览。旋接上年腊月惠书，并大著诗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审履祺康胜，无任企仰。
大集古文敬读一过，视昔年仅见零篇断幅者尤为卓绝。大抵节节顿挫，不用矜奇辞奥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纸乃重绝伦。其中闲适之文清旷自怡，萧然物外，如《说钓》、《杂说》、《程日新传》、《屠禹甸序》之类，若翱翔于云表，俯视而有至乐。国藩尝好读陶公及常、白、苏、陆闲适之诗，观其博揽物态，逸趣横生，栩栩焉神愉而体轻，令人欲弃百事而从之游。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适之一种，独柳子厚山水记破空而游，并物我而纳诸大适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于尊集数数遘之，故编中虽兼众长，而仆视此等尤高也。
与欧阳筱岑书中论及桐城文派不右刘、姚，至比姚氏于吕居仁，讥评得无少过。刘氏诚非有过绝辈流之诣，姚氏则深造自得，词旨渊雅。其文为世所称诵者，如《庄子章义序》、《礼笺序》、《复张君书》、《复蒋松如书》、《与孔约论禘祭书》、《赠约假归序》、《赠钱献之序》、《朱竹君传》、《仪郑堂记》、《南园诗存序》、《绵庄文集序》等篇，皆义精而词俊，敻绝尘表。其不厌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姚氏固有偏于阴柔之说，又尝自谢为才弱矣。其论文亦多诣极之语，国史称其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扶其微而发其蕴，惟亟称海峰，不免阿于私好。要之方氏而后，惜抱固当为百余年正宗，未可与海峰同类而并薄之也。浅谬之见，惟希裁正。
国藩回任江表，瞬逾半年。辖境敉平，雨泽沾足，岁事可望丰稔。惟是精力日衰，前发疝气虽已痊愈，目光蒙霿，无术挽回。吏治兵事均未能悉心料理，深为愧悚。吾乡会匪窃发，益阳、龙阳等城相继被扰。此辈游荡无业，常思逐风尘而得逞。湘省年年发难，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纵使十次速灭，而设有一次迁延，则桑梓之患不堪涉想，殊以为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