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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說“‘娘打兒’，打了也白打”
1962年，是新中國歷史的“困難時期”，母親放心不下一家大小，決意叫我轉戶口，從北京回到禮泉老家。母親回到所謂的“家”，其實是大嫂卵翼下嗷嗷待哺的一羣小鳥，要是排隊報數：一，二，三，四，五，六，七！連同母親和大嫂，一共九口。母親到家的頭一件大事，就是天天給女孩子洗頭，給頭上貼藥，因爲她們長了滿頭的瘡。
母親還要面對的是“困難時期”的飢餓大軍。
兩下里，哪頭都是親骨肉。她什麼也沒說，一咬牙，領上小妹和最小的孫女——我的女兒，還是搬走了，離開西北街的家，逃難回孃家去了。
母親拼命地紡線、織布。兩個女孩天麻麻亮就起牀到地裏摟柴，撿棉花殼殼，收拾麥草曬乾點炕。爲了維持三代女性困頓窘迫的日子，母親託人買了頭小豬，兩個女子用苞穀皮、刷鍋水，加上麥草餵養。鄉下草多，餓不着。
小豬倒也聽話，慢慢地長大，年終趕到集上賣了，真還解決燃眉之急。母親把她和兩個女子的戶口都轉到鄉下，隊裏便給母親孃兒仨分了口糧，分了自留地，乾地裏活的勞動力就是兩個碎女子。母親勤快，能下苦，會安排，人勤地不懶，從此，生活有了着落。
母親一邊紡線，一邊述說自己的身世，月亮彎彎，冷光普照九州。
聽母親講她過去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