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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京路上,我向王蒙轉達了大山“化緣”的請求,王蒙說:“看情況吧,儘量!”
我們沒能爲大山求佈施“化”到“緣”。要是推遲三年,王蒙當上文化部部長,我主筆《中國文化報》,事情也許一蹴而就——當時的文化部管着國家文物局。
沒見過這麼溫暖的編輯部
經過一番努力之後,《小說選刊》已經很像個樣子了。我們提倡“改革文學”、興國之音;我們大開閘門扶持一切有價值的藝術探索;我們“放”出一大羣包括“錯劃作家”和“知青作家”在內的老中青作家;我們和不計其數的讀者交朋友;我們舉辦熱鬧非凡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年度評獎;我們爲刊物的各個改革方案興奮得睡不好覺;我們常常端着飯碗開會,叫開大門下班;我們幹得起勁,忙得痛快,累得滋潤。我們所選的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的獲獎率驚人之高。我們可以自得地問:當時顯露才華後來一舉成名、蜚聲國內外的作家,哪一個是《小說選刊》曾有眼無珠留下遺珠之憾?
蕭德生和我都不是當官的料,鄙視家長式的管理,編輯部變成自由論壇式的大家庭,有學術爭論而無人事糾紛,笑語歡聲,熱氣騰騰,充滿人情味。作家常來這裏做客,都說沒見過這麼溫暖的編輯部。三十年過去了,劉琨、傅活、張曰凱、高葉梅、李芬芳、李敬澤、金羅莎、金燕馨、遲新業諸同人如在目前,他們的笑聲迴盪在我的耳旁。
我自己甘願老死在編輯崗位,替別人作嫁衣裳。進入新時期,百廢俱興,行行出狀元,這也稱“家”,那也“著名”,唯編輯沉得住氣,“決心當一輩子無名英雄”。不!
編輯者,編輯家也,《小說選刊》就是我的“家”!
“選”者,信也,信而不誣,昭大信於天下。繼承《詩經》《昭明文選》《古文觀止》和“三言”“二拍”以及魯迅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傳統,攻“選學”,當“選家”。
到《小說選刊》後,我們亮出“編輯家”“選家”
的稱謂,登了一條消息,說1983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委員會“由作家、評論家和編輯家組成”,首次喊出“編輯家”。我在《小說選刊》編輯部鼓勵“人人當‘選家’”,叫響“選家”,同時叫響“編輯家”,就是要打破偏見,革除自卑,爲編輯爭名分、爭地位。“甘願替別人作嫁衣裳”,編輯自己謙虛一通,不失爲一種獻身的表態,別人(特別是趕作嫁衣裳的作者們)這樣要求編輯,太不近人情了。沽名釣譽不對,爭當人民的作家、評論家、編輯家和選家名正言順、光榮正確,幹嗎“無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