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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7月3日，《小草》發表二十多天之後，收到他的一封很長的信：
閻綱同志：
您好！
您在關於長篇小說創作的文章中，談到了那些沒有創見、沒有個性的作品，“就是嚴格意義上的非藝術品”！這說得很對。其實，豈止是長篇小說，一切藝術品都是如此。
關於詩，我以爲解放的步子太小了。我想了想，問題恐怕不僅僅在於敢不敢說真話。現在不是有許多詩在說真話嗎，爲什麼反響仍不強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缺乏表現力，寫得造作、拉雜、膚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許多詩不是大白話，就是順口溜。我想，要打破這種局面，詩人必須放開眼界，來點“引進”……至於一些人把消極的情緒塞進去，或者寫得晦澀，那是有作者個人原因的。
關於古典詩歌……對於新詩的構思和結構都很難提供鏡子。
關於民歌。對藝術長河來說，它是源，是上游；而正因爲是上游，才顯得細弱。一些大的、深沉的東西，用民歌顯然是不大好表現的……
關於比、興。把此二法就說成是“形象思維”，我不同意。
關於讀者……我們的讀者真的接受不了外國的表現手法嗎？不見得……你在文章中說到一些長篇作者抱怨讀者“眼頭高”，這是必然的。近來發表的一些詩作，包括艾青和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已看出了對意象派表現手法的運用，同樣得到了讀者的好評。看來，爲創新而“引進”，將是一種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