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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六。
“傷寒”，除了指外感熱病外，還包括了當時的烈性瘟疫，可見當時溫疫流行之猖獗。
陳王曹植還在《說疫氣》一篇中說國“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爲：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雖然此文中已然說明了當時“癘氣流行”，並非“鬼神所作”，而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所致，但尋常百姓以及一些官員仍是“懸符厭之”，企圖以鬼神之力來消災解難。
當年機具盛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也曾在《七哀詩》中言道：“……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可見此時京城大疫、人人惶懼的淒涼情景。
早從漢桓帝劉志開始，直至漢孝獻帝劉協的七十餘年中，光是見載於史書的疫病就發生過十七次。漢末之時由於戰亂，天下遍地皆屍骨，因此疫情連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們也未能倖免。如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應、劉楨也一時俱逝，其慘狀可見一斑。
與各個王公大臣府上一樣，昌陵鄉侯府中各處同樣也擺滿了博山薰香爐，日夜不息的燃起了艾草，以圖驅散那可怕的瘟疫。
夏侯玄並沒有履行去年冬日裏對妻子的承諾，而是一次去了北境。
而且這一次，李惠姑並不知曉自己夫君北上是爲了何事，只知道他是奉了陛下之命，去執行一個祕密的任務。
就在夏侯玄離開洛陽後不到一月，京城就爆發了這場駭人的疫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