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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之於中國，大誤也！”楊度嘆息道。
“之所以會如此，是進化論歷史觀使然，使國人認爲共和優於帝制是歷史之必然。”楊朔銘說道，“而進化論在當時所起的危害，國人自己卻絲毫不覺。國人只知共和優於帝制，其實當時如能成立一漢人君主之王朝，繼續清末之憲政改革，中國當真會是另外一番局面。”
“瀚之所言，深得我心。”楊度面露喜色，撫掌說道。
此時的楊朔銘，並不是爲了迎合楊度的觀點這樣說，這樣的觀點，是愛好歷史的他經過多年的獨立思考，逐漸形成的。
當時的革命黨人，寄希望於推翻清朝建立象法國和美國那樣的共和國來振興中國。但事實卻給了他們當頭一棒，革命帶給了中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這個制度卻沒有象哈里·波特的魔杖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中國不僅沒有因此而走向富強，反而陷入到了極大的混亂當中。當時的很多有識之士心裏都很清楚，一個有着兩千年專制帝國傳統和思想意識的古老國家，驟然實行最爲先進的民主共和制度，而且學習的還是世界上共和制度最先進完備的美國，就象一個餓極了的人一下子喫得過飽一樣，難免陷於消化不良。但是，急於求成的國人不願意看着剛剛確立的進化論歷史觀在自己身上無情的破產，不願意承認自己跟西方人其實不一樣，沒辦法原封不動地複製一個“最好的制度”到中國來。因爲這樣的話，就等於承認了自己民族的低人一等。於是，國人只能把混亂歸咎於變革的不徹底，革命的不徹底。因此也只好在前進方向上做更激進的動作，革命，再革命，從制度變革走向文化和倫理的變革（甚至是階級革命），“不求最好，但求最貴”，把中國社會整個翻個底朝上，將原來的社會結構、文化傳統乃至思想意識徹底推掉重來，建設一個誰也搞不明白的新世界。
直到近百年的後世，中國人依然患着這種“求新症”，什麼東西，不求最合適，只求最新，最貴，最時髦。
而另一個可怕的事實是，那時的中國人，也已經沒有回頭路可以走，無法退到一個更適合自己的制度當中去。建立代議制的民主制度當然是必須的，但在中國這樣的有着古老封建傳統和思想意識的國度，還是需要一個皇帝來做一番過渡的。可惜過去的皇帝是滿人，是騎在漢人頭上的異族，而且還帶着屠殺漢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君主立憲，是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的（保守的滿清權貴也不願意實現）。而建立一個本土的漢人王朝，又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不但沒有實權的孔門後裔衍聖公和明朝的帝子皇孫做不了，連擁有實權的軍事強人袁世凱也做不了。爲什麼誰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簡單：中國已經“共和”了，人們只能在共和國這個“先進的制度”裏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進”的制度。
事實上，所謂“更先進”的制度給中國人帶來的災難，是現在的中國人根本想象不到的。
如果這個時代的人回到五十多年後去看一看那場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浩劫，相信所有的人都會改變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