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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甲午時,日諜宗方小太郎曾給日本天皇的報告中稱我國的問題並非只是官場腐敗,而是全民腐敗。今日川路公司所爲,可爲佐證。”袁克權說道。
此時的楊朔銘,想到了自己在原來時空的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嘴裏不由得陣陣發苦。
在那個時代,全民腐敗生動地體現在各種體制的企業之中。在政治腐敗、全民尋租的條件下,中國的法制逐漸淪爲權力的遮羞布,各種公司企業都成爲厚黑大行其道的娛樂場。而在這樣的環境下,不是監管有多糟糕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監管、也無法監管。
歷史在這裏,奇蹟般地出現了輪迴。
“瀚之打算如何處理此事?”袁世凱問道。
“揪出這些蛀蟲,依法嚴懲,並向全國公示其犯罪經過始末,以儆國人。”楊朔銘斬釘截鐵地說道。
聽了楊朔銘的回答,袁世凱連連點頭,眼中閃過讚賞之色。
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處理建議,楊朔銘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
對於後世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弊端,他是有着切膚之痛的經歷的。
對一個國家來說,經濟政策和完善的法律制度纔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會政策和制度,也是考量當國者執政是否成熟的基本標準。沒有穩定的經濟政策和法律制度,民衆不可能安居樂業,社會不會安定和諧,當國者的政權基礎自然也不可能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