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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拍賣”的“官產”實際上都是老百姓的產業，廣東革命軍政府“官產拍賣”的作法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佛山各界代表在商會集會，抗議全省官產清理處拍賣並指責革命軍政府“只顧軍事於當前，而置地方於腦後。”
然而，引起社會更大動盪的，是全省官產清理處隨後實行的“舉報官產辦法”。此辦法一出，社會上“有產業在市之業主，無不奔走駭汗，人心惶惶，惴惴然不知自己的房屋鏟在何時，陷入恐怖浪潮之中”。由於投機分子乘機陷害別人以謀取私利，使社會越來越陷入到嚴重的動盪不安之中。除了這些辦法，革命軍政府還想出了“招商承辦厘稅”（這種徵稅辦法最早源於清朝咸豐年間的“包捐”制度）、“擴大徵收房屋捐稅”、“強行徵收商業牌照稅”等，而除了新增稅種外，其它各類名目的捐稅更是多得難以一一羅列。
伴隨着嚴重的財政危機，是廣東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主要表現在軍民關係緊張、政府財政信用降低以及罷市、抗稅情況增多。
革命軍隊巧立名目強取豪奪，在當時已經是司空見慣之事。最典型的，是軍隊以“護商”的名義欺詐商人。革命軍人一般在水、陸兩路設立各種名目的“護商機關”，商旅一過必定徵收“保護費”。僅韶關至廣州，途中便有20餘處這類關卡。最大的有3處：隸屬於廣東江防司令部的“護商事務所”、隸屬於駐粵滇軍第三混成旅的“護商隊”、隸屬於廣州警備司令部的“護商監理處”。“此等護運機關，直等海盜之營寨”。
由於廣東革命軍政府失去了財政信用，社會上抗稅、罷市之風此起彼伏。大元帥府財政部迫於無奈，宣佈推遲兩個月償還一切到期債務。此後，大元帥府財政部、廣東省財政廳分別陸續發行沒有抵押、缺乏信用保證的“軍用手票”、“國庫券”、“地方短期抵納券”、“廣東省金庫券”等約數百萬元。然而，幾乎無一完成發行任務，少量流向市面的亦常遭到廣東商人的抵制。
由於革命軍政府沒有了信用，廣州米行商人集會，抗議政府在無抵押情況下向米商借軍糧。後來革命軍政府財政當局不得不以米行集中的沿江一帶價值約32萬元的公地作擔保，才向米商借得24萬元的軍糧。而當大元帥府軍政部再次要求米商提供3萬石軍糧時，米商們則以“前番所欠糧款尚未付清”爲由予以拒絕。
爲表示對當局財政政策的不滿，廣東各地的許多商人、企業主往往採取消極躲避的方式。當大元帥府宣佈實施“徵收廣東全省爆竹類印花稅暫行章程”時，廣州市郊不少煙花爆竹廠或停產或將工廠遷出廣州地區。隨後廣州總商會許多會董因不堪多方索款要求，紛紛避匿。同月底，香港南洋菸草公司廣州辦事處爲躲避省財廳提出的5萬元借款要求，突然關門。
除了巧立名目強取豪奪之外，另外令廣東民衆驚恐不已的是革命軍的強行拉夫。
由於“北伐”“西征”的失敗使得革命軍兵員損失慘重，大元帥府令廣州市警察局於24小時內募兵30000人送往東江戰場。而大本營兵站總監報稱“數月來在廣州市所募伕役五萬餘人，已僱募殆盡”，於是革命軍政府批准各地駐軍在駐地“自行補充兵源”，此舉使軍隊隨便拉夫的行爲公開化，“以至行人奔避，商賈裹足”，光天化日之下甚至多次發生開槍打死民夫之事，“各軍司令部前環立婦孺，涕泣哀求，悽慘之極”。
爲表示對革命軍政府當局的不滿，廣東的許多商人和企業主一開始採取消極躲避的方式，或停產或將工廠企業遷出廣州地區，廣州總商會許多會董因不堪勒索，紛紛潛逃。而普通民衆的反抗則激烈得多，罷市、抗稅行動此起彼伏，使廣東社會矛盾趨於激化。一位美國《紐約時報》的記者在發回國內的報導中這樣寫道：“……廣州的罷市風潮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