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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唐璟的話，徐元錦只是笑了笑，沒有說話，而陳炯明和程璧光的臉色卻都已經變得相當的難看。
對於富有學識的兩位新派軍人來說，“僭主政治”所代表的是什麼意思，他們知道的相當清楚。
“僭主政治”特指以非法的手段取得政權者建立的獨裁統治，也稱“無限制的獨裁統治”。“僭主”一詞起初並無貶義，早期希臘的僭主政治對於肅清氏族制度的殘餘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在激盪的政治鬥爭潮流中卻往往不能久存。亞里士多德在分析“僭主政治”時曾有過論斷，就是按照道理最能維持統治的是實行仁政，但是僭主是萬萬不可能實行仁政的，因爲這是和僭主利用權力來獲取利益的本質需求相矛盾的。
對於是“歷史後來人”的楊朔銘來說，他對“僭主政治”所帶來的危害和欺騙性，卻知道得更加清楚。
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僭主們往往有其自行的一套辦法，一是分化民衆，阻止民衆形成統一的共識，對此限制輿論是必要的。二是恐嚇民衆，用所謂“千年不變”“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準則，用牢牢掌握的軍隊來實現恐嚇。三是去除威脅，這已經從亞里士多德時代的暗殺市民領袖進化成了十二金人，並以一種愚民化的政策控制任何可能形成武器的東西。
縱觀中國歷史，從秦以後，沒有一個朝代的軌跡能夠脫離過這三樣必然的把戲！
現在，選擇走同樣道路的段祺瑞，當然也不可能逃離王朝興衰的必然規律！
而最終僭主們在人心喪盡之後，最後的苟延殘喘只會使做出新的變革的選擇變得愈發艱辛，而對於擁兵自重的強烈需要最終將導致軍隊權力的完全失控，野心家們則從中嗅出軍隊的利用價值，這樣一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不是第一個，也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個！楊朔銘想到自己所在的那個信息化加速開放的社會，心裏不由得一陣心痛。
他知道，可以認爲1966年前的國家領導政黨曾經嘗試過採用新的體制來逃離這個必然的歷史命運，但是在1976年之後卻發生了完全的逆轉，那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並沒有爲中國帶來一個新的思想，一個新的政體。而是又一次退化成了又一輪的王朝更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