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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之中國，要採用歐洲的生產方式。適用機器，但要避免其種種弊端。要在將來建立一個沒有任何過渡的新社會。它可以吸收以前文明的精華，而決不成爲以前文明糟粕的犧牲品。”黃興說道，“目前中國實業尚未發達，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無產專制便用不着。”
“不錯，瀚之以前便對我說過，科學的社會主義有預期之目的可達，有一定的階段可循，其進化之跡象與動植物之擅蛻相同，其因果之公律與物理化學之分析無異，非僅一種之理想。”蔡鍔想起了最近北京城裏發生的事，不無憂慮的說道，“自俄國革命之後，現今國人無不以談社會主義爲時髦，以爲有捷徑可履，大誤也。”
聽到“時髦”一詞，梁啓超感嘆了一聲，點了點頭。
對於中國知識界追求時髦產生的惡果，梁啓超可以說是深有體會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自晚清以來，在“救國圖強”這個大目標下，一直被西方牽着鼻子在走，在被西方的資本主義打敗後，一窩蜂似地高呼要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當發現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資本主義的弊端而興起社會主義時，又一窩蜂似地高呼着要學習社會主義，趁機“駕乎歐美之上”。
中國人之所以如此，其實正是中了西方“社會進化論”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毒的表現。自嚴復“天演論”啓蒙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一直在追求一種虛無縹緲的“社會終極進化目標”，這個目標，曾極短暫地是“資本主義”；很快就變成了“社會主義”；後來終於成了“共有主義”。
在1918年以前，在總數約260中的報刊中，發表社會主義內容的報刊，只有近30種；而在1918年至1920年間，共計約280種報刊中，發表社會主義內容的報刊，已達到約220種。這些報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報刊，也包括激進的青年黨報刊，自然也包含總量極少的共有主義報刊。總體說來，在1918至1920年間，幾乎中國的所有政治派別的知識分子，都在談社會主義。這種趨勢的影響下，連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系”御用文人們，也不得不開始談社會主義，以免落後於時代！
“這回歐洲大戰後的結果，社會主義的潮流，真有萬馬奔騰之勢，睡在鼓裏的國人便也忽然醒覺，睡眼惺鬆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現在社會主義的一句話，在中國卻算是最時髦的名詞了。”黃興不無苦澀之意的說道。
“社會主義學說，其屬於改良主義者，吾固絕對錶示同情；其關於革命主義，則吾亦未始不讚美之，而謂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數百年之後。”梁啓超說着，從衣袋內取出了一張信紙，遞給了蔡鍔，“這是我和東蓀、百里及君勱集思廣益，廣徵博議，匯總出來的一點心得，名爲‘公定之趨向’，共計十六條，松坡和克強不妨看一看。”
蔡鍔接過信紙，和黃興一起看了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