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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曾琦、李璜們的“國家主義”，與黎壽昌、鄧仲康們的“共有主義”，很難有相容的餘地——前者強調“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後者推崇“工人無祖國”；前者主張全民的民主政治，後者信奉世界革命和階級專政。這種分歧最終演變成激烈的爭論——就在1920年春的某一天，曾琦、李璜、陳啓天等人，與黎壽昌、鄧仲康、張蔭浩等人，在左舜生的寓所，就彼此的政治主張進行討論，會議爭論得非常激烈，據當時的一位少中會成員說，“斯時如有手槍，恐已血流成河矣。”
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國內，中國青年黨的核心人物“曾（琦）、左（舜生）、李（璜）”，與中國布爾什維克的早期核心人物如黎壽昌、鄧仲康、張蔭浩等人，從未停止過政見的論戰。在法國，布爾什維克們有《血光》半月刊爲陣地；曾琦等人則創辦了《先聲》週報；雙方大致在同一時間回國後，曾琦等人又創辦了《醒獅》週報，以抗衡布爾什維克們的機關刊物《中華青年》。
對於中國青年黨來說，他們真正的政治訴求是希望中國走“國家主義”的道路。其建黨宗旨“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一直爲黨員所堅持。曾琦作爲青年黨黨魁，曾如此解釋“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含義：
“國賊之定義：國賊者何？即其行爲有背於國民之公意、有害於國家之生存者是也。依此定義，以求實例，則吾人可發現若干之國賊，爲國民之公敵，其在歐美日本有絕對不能生存者，在我國乃如蔓草之滋長焉，此吾人所爲腐心切齒，而志在必除者也。”
“國賊之種類：國賊之種類本難悉數，估依上述定義，舉其最顯著如下：1，盜賣國權，摧殘民命之軍閥；2.營私舞弊，禍國殃民之官僚；3.假借外力，爭奪政權之政黨；4，朝三暮四，寡廉鮮恥之政客；5，把持地方，魚肉鄉民之濫紳；6，勾結外人，掠奪國富之財閥；7，破壞公益，專謀私利之奸商；8，欺世盜名，不負責任之鄉愿；9，倚仗外人，壓制同胞之教徒；10，擾亂社會，妨害國家之流氓。”
“強權之定義：強權者何？即以種種壓力強加於個人或國家者是也。其方法有爲‘直接的’或‘間接的’，吾人依此定義，以求實例，則有自稱爲列強之英、法、日、美、意諸國，最足以爲強權之註腳。蓋其侵凌弱國，有如虎豹之對犬羊，其兇暴直非人所忍也！”
“強權之種類，大別爲下列四種：1，武力侵略政策（如直接以兵力佔領土地是）；2、文化侵略政策（如提倡某國化的教育是）；3，經濟侵略政策（如掌握經濟命脈之關稅鹽稅是）；4、宗教侵略政策（如派遣教士來華傳教是）。”
從曾琦對“國賊”和“強權”的描述中，其實看不出中國青年黨“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建黨宗旨，有專指蘇俄和布爾什維克的意思。但是，此時的青年黨人，已經看出了蘇俄向中國輸出革命的危險，因而曾琦在《醒獅》週報上，曾詳細講述了青年黨與共有主義者們在“外抗強權”問題上見解的不同：
“所謂‘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語，乃自實行共有主義之蘇俄發出，……而吾人信仰國家主義者，則萬萬不能與之苟同，其理由第一、爲吾人認定列強之對華政策不一，其利害尤多相反，吾人但當分別對付，如土耳其之所爲，斷不能同時反對，遵蘇維埃之號令。第二、吾人提倡‘國家主義’，但爲保護本國，初無‘干涉他國’之意，‘打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一語，含有干涉他國內部組織之意，顯然爲一種‘世界革命’。在吾人自身尚受羈絆之際，恐無餘力及此。第三、吾人若僅以打倒資本主義帝國爲號召，萬一世界上有非資本主義帝國而以武力臨我者或據我之領土或強我奉號令，彼時吾人將何辭以對？故不如改爲‘外抗強權’，表明吾人但求‘保護本國’，並不干涉他人，凡有以壓力相加之強權國家，不問其爲何種制度，吾人皆當依‘民族自衛’之原則，起而以武力抵抗之，此則國家主義者之天職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