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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大廈的工作人員將一本本裝有新銀元樣幣照片的精美像冊遞給了與會者，讓大家依次傳看起來。看着一枚枚不同圖案的精美銀元，很多人都發出了嘖嘖的讚歎聲。
中國現在國內通行的銀元，爲袁世凱時製作的銀幣，即俗稱的“袁大頭”。晚清光緒年間，爲了適應經濟發展，開始由各省鑄造銀元，由於各省自行其是，和當初鑄造紋銀一樣，不僅重量和成色不能統一，數量上也難以控制。辛亥革命爆發後，各省因急於用款，不僅加工趕鑄銀元，而且還濫鑄銅元，濫發鈔票和軍用票，使中國本來就沒有統一的幣制更加混亂不堪。中華民國建立後，中央財政幾乎有出無入，財政危機十分嚴重。從短期來說，發行紙幣亦不失爲斂財妙法，只是紙幣是銀元的代表者，是兌換券，若沒有銀元的充分準備和廣泛流通，紙幣信用亦難確立。因而幣制改革刻不容緩。1912年4月袁世凱出任大總統後，北洋政府鑑於當時鑄幣、紙幣十分複雜，流通的中外貨幣在百種以上，規格不一，流通混亂，折算繁瑣，民衆積怨，同時也想借助貨幣改制以解決軍費問題，便決定鑄造發行國幣。袁世凱爲了提高自己的統治地位，趁此機會決定把他的頭像鑄於幣面，“袁大頭”由此而來。1914年2月7日，袁世凱以“大總統令”的形式公佈了《國幣條例》及《國幣條例施行細則》，規定國幣種類有銀幣4種（壹圓、中圓、貳角、壹角）、鎳幣一種（五分）、銅幣五種（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國幣以“壹圓”銀幣爲主幣，總重量爲庫平七錢二分（26.86克），含純銀六錢四分八厘（23.9024808克），以銀九、銅一（後改爲銀89，銅11）鑄造。正面鐫袁世凱戎裝側面頭像及發行年號，背面鑄嘉禾紋飾與幣值。《國幣條例》公佈的同年，北洋政府先在天津造幣廠鑄造“袁大頭”壹圓銀幣，後在南京、廣東、武昌等造幣廠陸續鑄造。因袁大頭壹圓銀幣幣型劃一，成色、重量有嚴格規定，很快受到了社會認同和接受，在國內金融市場上逐步取代了清朝的龍洋，成爲流通領域的主幣。
“袁大頭”的鑄造量在當時非常龐大，僅南京造幣廠在民國四年二月至民國五年的近兩年時間內，就達379819210元。而且僅壹圓“袁大頭”就鑄造了75000萬枚。“袁大頭”銀元經過多年鑄造，加上其信譽很高，數量增多，流通漸廣，雖僻處邊陬，也有其蹤跡。“袁大頭”在中國貨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國近千種近代銀幣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銀元品種，也是近代中國幣制變革中的一個重要角色。“袁大頭”銀元的通行促進了中國貨幣的統一，也爲中國幣制的進一步改革準備了條件。
儘管“袁大頭”的流通非常順利，但由於袁世凱復闢帝制導致聲望大損，“弘憲帝國”覆滅後，國會即有人提議重新改鑄新銀元，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曾經醞釀發行新幣以代之，並施行袁世凱時代一直沒有實現的“廢兩改元”計劃，但因爲財力窘迫，加上連場大戰，沒有能夠施行。而現在，歐洲的戰爭和第二次抗日之戰的勝利，以及楊朔銘所賺來的大把美元，使得中國政府終於有力量將幣制改革深入進行下去了。
由於這一次準備充分，又從美國引進了先進的機器設備和優秀的技師指導，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各大造幣廠紛紛拿出了設計最爲精美的新版銀幣式樣，其做工之優良，圖案之精美，均爲歷史之冠。
很快，關於新版銀元的樣式的討論便開始了。
進步黨領袖林長民提議使用北京造幣廠提供的以騰龍爲主體花紋圖案的銀元，林長民認爲，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徵，以騰龍爲圖案可以更好的體現中華大國的崛起和騰飛之意。林長民的提議得到了不少人的贊同，尤其是得到了一些和北洋系關係密切的議員的支持，但卻遭到了以青年黨爲首的在野黨的反對，青年黨議員張東蓀認爲，清末時鑄造的銀元即爲以蟠龍圖案爲主體花紋的“龍洋”，新銀元採用龍的圖案易與混淆，民間使用不便，再者龍形圖案一直爲皇權的象徵，以龍爲貨幣圖案，有復辟專制皇權搞民主政治的嫌疑。張東蓀的看法得到了不少議員的支持，最終北京造幣廠的方案被否決。
隨後國社黨領袖黃興提議使用上海造幣廠的中國歷史名人頭像圖案的方案，得到了不少議員的支持，但也有人提出異議，尤其是對其中採用有諸如曾國藩、李鴻章等前清名臣頭像的圖案頗多誹議，認爲美化清朝，有違“五族共和”的本意，因而黃興的提議也未獲通過。
而交通系大佬梁士詒則提議以天津造幣廠的中國傳統吉祥飛禽圖案爲新銀元的主體花紋，這套設計方案是天津造幣廠的一位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美國技師幫助設計的，按壹圓及以下輔幣幣值不同，分別爲中國傳統工筆花鳥圖案的松鷹、飛雁、仙鶴、錦雞、鴛鴦爲圖案，以這些吉祥飛禽象徵新中國騰飛之意。這套方案以其設計圖樣精巧美觀，寓意吉祥，得到了很多議員的讚許，但有議員指出，其“壹圓”主幣的“松鷹圖”圖案爲一蒼鷹立於勁松之上展翅欲飛的形象，過於接近美元裏的美國鷹圖案，而中國銀元的尺寸及版式又和美元相近，似有“仰賴投靠美國之意”。結果這個方案在“民族主義”的氣氛威壓下，也被否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