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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科舉制度實行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們終日忙於死記硬背古籍，以圖做官發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而一旦金榜題名夢想成真，官場的繁文縟節、明爭暗鬥又佔據了他們主要的時間與精力，使他們很難再有精力與閒暇去思考有關科技的問題。而科學技術缺少知識分子去總結、去研究是不可能迅速發展的，技術沒有知識分子去革新、去提煉，是不能進步的。於是猶如釜底抽薪，科舉制度抽去了知識分子這一科技發展所需要的乾柴，使科學技術的火焰難以熊熊燃燒。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再一次受到了打擊。到了明清時期，科舉以八股文取士，進一步禁錮了知識分子的思想，造就出來了一大批思想僵化的官僚，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科學技術的衰落。”
“考察一下明代的著名科學家的成才之路，我們就可以見到科舉制度對科學技術的危害。象徐光啓，在中了舉人的40歲以後纔開始科學研究，成爲農學、數學及天文學家；宋應星是中舉人的47歲後開始着手編寫《天工開物》。他們的青年時代耗費於科舉入仕。因此他們難以取得與他們同時期的歐洲科學家所取得的成就。李時珍14歲考取秀才後三次鄉試未中舉，這才放棄科舉，潛心學醫，因而在醫學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們在這裏說得刻薄一些的話，就是幸好李時珍早年棄學經醫，如果他真的金榜題名、狀元及第，則中國將很難有《本草綱目》這部偉大的醫學著作。還有象徐霞客早年擯棄科舉入仕的道路，在母親的鼓勵下，立志遍遊名山大川，成爲著名的地理學家。上述例子都表明了這樣一種現象，即離開或完成了科舉入仕道路的中國知識分子，纔有可能在科技的道路上有所成就。可以說以儒家學說作爲主要擇仕用人標準的科舉制度，誤導、耗費了中國大量的、對科技發展有用的人才。”
“由於明代的科技發展既受‘一統天下’的社會環境的危害及儒學正統思想的阻礙，又因科舉制度而缺少從事科技研究的知識分子，所以這個時期的科技發展較兩漢及唐代更爲緩慢。而科舉制度對科學技術發展所表現出的種種弊端，則是來源於中央集權專制的政治制度及爲維持這種制度而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
“中國的科學技術在一些歷史時期內緩慢發展，以至於在清代時徹底落後於西方的主要原因，在於過早地在一個封閉區域建立了一箇中央集權專制的‘一統天下’。它消除了爲維持國家生存（或爲稱霸）而產生的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強烈刺激；它導致了國家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樣的國家政策。在中央集權專制的、以儒家思想爲正統思想的時代，科舉制度則把社會知識階層的研究興趣吸引在研究儒學經典、語言文字等領域。由於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既缺少國家間競爭這樣的刺激，又缺少社會知識階層對科技發展的投入，所以才使得中國科學技術在一定的時期內長期緩慢發展，最終被西方完全超越。”
“但現在令人高興的是，我們已經看到，現在的中國，雖然仍然是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但獨裁專制的力量已經被大大的削弱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家政策也被拋棄，中國迎來了歷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和繁榮的時代。中國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目前已經成爲世界上的大國，但中國的國家安全仍然面臨着外部的競爭和威脅，但這恰恰成了刺激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因素。如今，以往束縛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因素都已經消失了，中國正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同學們，能夠從我的講義當中受益，爲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不光是科學技術，還有其它的領域——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建設一個幸福美好的中國。”
彭教授結束了演講，對於彭教授在最後總結的幾句激勵的話，同學們給予了熱烈的掌聲。尤其是劉德升，他情不自禁的站了起來，手掌都因用力而拍紅了。此時的他心潮澎湃，熱淚盈眶，完全沉浸於彭教授的講義帶來的激動當中，竟然沒有注意到，身邊的美女正用有些奇怪和好笑的目光看着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