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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過後,托洛茨基發言。他用德語講了一個半小時,用法語講了一個半小時,用俄語講了一個半小時。在這三種語言中只懂得一種語言的代表們當托洛茨基用另外兩種語言發言時,他們就去參觀這個宮殿。我觀看了一會他的精彩表演之後,就去參觀沙皇和皇后的豪華的住宅。皇后用的傢俱和坐的寶座都包上了一層粗麻布外罩。角落裏有一個法國記者在‘王冠’牌打字機上拍發自己寫的通訊。在長沙發上坐着貝拉·庫恩,他是在匈牙利革命和德國革命之後回到莫斯科來的。在隔壁那個曾經是沙皇臥室的房間裏,有兩位代表大概是在一個委員會里被拖得很久的辯論搞得疲倦了,睡在一張特別大的牀上,這張牀也包了一層粗麻布。所有這些房間的設備都非常豪華。在金制的托盤裏放着淺藍色的塞夫勒大花瓶。門拉手不是金制的就是孔雀石制的。門本身有12英尺高,門上面鑲有皇帝的徽章和佈滿了珍珠的圓形小型彩畫。浴室裏的牆壁全是鏡子。地板是鑲木的,設備是在格拉斯哥製作的。”
“當我回到金鑾殿時,托洛斯基在用俄語發言。我在出口處看到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季諾維也夫在同瑞士代表拉姆斯談話,那時我準備回到住處去。季諾維也夫抱住拉姆斯的腰,用德語問他:‘喂,世界革命將在什麼時候來到瑞士?’”
“很難想象季諾維也夫同這個瑞士人講的話是嚴肅認真的,也很難想象列寧同志真的認爲世界革命的前途是‘非常之好的’。1922年時,無論在什麼地方進行共有主義革命,都會引起對俄國進行新的武裝干涉的危險,甚至至少說會對俄國在經濟方面和對外政策方面造成極大的困難。對外國共有黨人進行世界革命的宣傳是有好處的,這種宣傳也鼓舞了俄國的幻想家們。但是實際上世界革命是不會爲蘇維埃俄國的利益服務的。”
“當列寧同志向第三國際作報告時,已經清楚,他的國家既不可能指望從外國資本家那裏得到幫助,也不可能指望從外國共有黨人那裏得到幫助。俄國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它註定要在幾十年中爲被農民所仇恨的農業政策,爲發展起來的和不適用的官僚主義機構,付出昂貴的代價。這種官僚機構的代表人物雖然表面上同沙皇時代的官僚存在着差別,但是實際上他們兩者之間卻有着令人極其厭惡的相似之處。”
“自從那天起,我好久沒有見到過列寧同志了。當我再次見到他,我們互相握手時,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一點也沒有變。當我們開始談話時,我的第二個印象是,他異常的疲倦。他的身體外表和迷人的待人態度還和以前一樣,但是在他身上發生了某些變化。以前我從未見過他這樣疲倦。往日他回答我的問題時快得簡直象機關槍似的,使我幾乎插不進一句話去,使我幾乎不能瞭解他對我感興趣的問題的看法。他總是忙得很,但是如果他感興趣的話,他就能一連交談上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交談中同對方開個玩笑,譏笑幾句,並向對方問遍各種問題。他給記者造成了很多很大的困難,因爲他總是想把被採訪者變成採訪者。如今在他身上以往的那種興奮勁不見了,我感到他有一種憂傷,我看到,過去他非常輕鬆地完成的事情,現在他卻要非常用力才能完成。”
“當我們的話題談到法西斯分子(他認爲墨索里尼統治着羅馬是‘一件使人開心的事!’)時,他一面發笑,一面把頭往後一仰;當談到英國選舉問題時他很感興趣,在這些表現中我多少看到了列寧同志老的一些特點。但是直到這時,我仍然還沒有從列寧同志那裏得到對自己問題的答覆。”
“我向列寧同志問的第一個問題是:‘我看到經濟很活躍,大家都忙着買東西和賣東西,一個新的商業階級顯然正在產生。請問,您怎麼說他們不是一種政治力量,也沒有顯示出要求成爲一種政治力量的跡象呢?’”
“列寧同志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說她想起20年前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倫敦街頭的情景。當時大街上大家都忙着買東西和賣東西,但他們離‘政治力量’,甚至離要求成爲一種政治力量還相當遠。”
“我問的第二個問題是:商人們在獲得利潤,而‘賠本的生產’則掌握在國家手裏。請問,這是不是意味着商人們在經濟上不斷加強而國家在不斷削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