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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5月31日，一無所獲的裕仁結束在英國的訪問，前往法國、比利時、荷蘭和意大利訪問。在巴黎，裕仁與留學歐洲的年輕日本軍官進行了祕密會晤，這些受到親信的少壯軍官後來成爲裕仁用來取代長州藩閥勢力的中堅力量，其中不少人成爲三四十年代日本法西斯化的骨幹力量。9月3日，裕仁回到日本，於11月25日正式接替病情嚴重惡化的大正天皇接掌政權，降下了“大正民主時代”的帷幕。
另一方面，在裕仁離開英國去歐洲其它國家訪問期間，7月11日，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英國議會發表長篇演講，聲稱“英日同盟、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前途、以及因這兩個問題產生的英美關係問題，是帝國政府要認真考慮的主要問題……我們政策的第一原則是要保持與美國的友好合作，我們確信依靠這個因素比其他任何單一因素都能更好地建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我們也希望維持與日本的密切友誼和合作，這種可貴友誼的最大優點是可以協調兩個太平洋大國的勢力和活動，因此可以繼續保持大英帝國的穩定和遠東和平。”勞合·喬治的演講表明了英國在遠東的新一輪競爭中首先要與美國保持一致的態度，同時英國又不想過分得罪日本而損害英國在遠東的利益。對於這樣的結果，此時裕仁已經心知肚明，他明白，“英日同盟”已經伴隨着勞合·喬治的演講終結了，現在所差的，只是一個手續了。
此時的裕仁，思緒又回到了即將在華盛頓召開的“一攬子”國際會議上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進行角逐的是英、法、俄、德、日、美諸國。大戰結束後，沙俄滅亡，隨後成立的蘇維埃俄國退出了在這一地區的競爭；德國戰敗，已被排除在強國之外，戰勝國不允許它在除本國領土之外的任何地區再有利權；法國在戰爭中遭到重創，此時正忙於醫治戰爭的創傷和鞏固它在歐洲的既得利益，無暇插足亞太地區的爭奪。因此在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政治舞臺上主要是美、英、中、日四國間的表演，其中既有英美的矛盾，也有英日的矛盾，以及中日間的矛盾，而其中最突出的矛盾則爲美日之間的利益衝突，爭奪的中心在中國，此外在如何處置赤道以北原德屬島嶼、如何處置東西伯利亞問題，以及如何限制海軍軍備等話題上，美國與日本之間也是態度迥異，爭論迭起、矛盾頻生。
在大戰結束後的凡爾賽和會上，美國代表強烈要求對包括日佔島嶼和已由英澳新軍隊佔領的威廉皇帝地、西摩薩亞、瑙魯等在內的原德屬太平洋領地進行國際共管，或者乾脆將其交還德國。日本則堅持“南北並進”的原則，主張日本攫取的德屬南洋羣島一個也不能少。參加和會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一個折中的建議，即把赤道以北德屬島嶼交給日本，條件是不得將其要塞化。雅浦島問題最後以日、美、荷三國瓜分三條主要電纜、美國可隨意進出該島而告解決。
雅浦島問題、太平洋問題、以及凡爾賽和會上美日兩國關於中國問題和門戶開放政策的爭論，不過是一戰之後日美爭端的冰山一角而已。兩國在包括中國、西伯利亞、菲律賓、澳大利亞在內的西太平洋地區有很多根本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兩國的外交戰和經濟戰很快蔓延到軍事領域，乃至最後出現海軍造艦方面的激烈競爭，也就不足爲奇了。威爾遜政府的海軍部長丹尼爾斯發表聲明稱“我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選擇加入國際聯盟以維護世界和平，避免海軍軍備競賽；要麼必須建立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沒有中間道路可走。”
美國海軍的大規模擴充計劃始自日本逼迫中國簽訂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及其內容公佈前後。1916年美國總統威爾遜便發佈了爲期5年的大海軍建設計劃，計劃撥款15億美元，建造10艘戰列艦、6艘戰列巡洋艦、50艘驅逐艦和100艘潛艇，從而使美國海軍實力由當時的世界第四躍居世界第一。1919年6月，美國海軍正式宣佈將艦隊一分爲二，成立太平洋艦隊。1919年8月，美國國會通過了給海軍撥款的法令，將海軍軍費從1914年的1.37億美元增至1921年的4.33億美元。海軍新造戰艦噸位1916-1920年爲20萬噸，1921-1925年爲40萬噸，1926-1929年爲12萬噸，合計達72萬噸，頗有壓倒英國海軍之勢。日本也不甘落後，1919年初，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就開始研究“八八艦隊”計劃的細節問題，1920年7月，日本第43屆國會終於批准了早已制訂而久拖未決的“八八艦隊”計劃，從1919年起，海軍時常保有艦齡未滿8年的戰列艦和戰列巡洋艦各8艘，到1927年完成該計劃的第一輪造艦週期。同時日本還計劃建造輕巡洋艦25艘、驅逐艦102艘、潛艇113艘，海軍軍費水漲船高，從1917年的1.63億日元（合0.85億美元）猛增到1921年的4.82億日元（合2.45億美元）。從日美兩國已經制訂並開始實施的造艦計劃看，兩國海軍實力在1925年達到最勢均力敵的狀態，此後美國海軍將把日本海軍遠遠甩在後面，因此1925年作爲一個最有可能爆發戰爭的年份，陰森森地擺在了美日兩國政治家的面前。“美日戰爭”四個字當時在兩國已經成了熱門字眼，翻開報紙關於美日戰爭之設想及討論比比皆是。在美國出版了一本名爲《亞洲的德國》的暢銷書，書中稱戰後的日本“行爲很像凱撒統治下的德國，……野蠻、粗俗、富於侵略性”。
在另一本名爲《我們與日本必戰嗎？》的書裏，作者說：“最近日美之間的巨大糾紛遠遠超過十幾年前的德美糾紛……日本正在東亞、夏威夷和我們的西海岸擴張；它對西伯利亞的興趣與美國的國際政策產生尖銳衝突；它對德屬領地雅浦島的電纜站的控制，以及希望國聯授予其委任統治權的要求，引起了我們如此深刻的不安……它對中國的侵略與美國的商業、貿易、外交利益、道德感情和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格格不入……”。
由於美日兩國在遠東和太平洋的爭奪以及最核心的海軍軍備競賽問題，導致了威爾遜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裏充滿了戰爭的威脅，東京和華盛頓在每個問題上都僵持不下，兩國首都到處都在談論戰爭。然而戰爭對於美日兩國來說是否可以避免呢？
在1918年9月13日日本通過了新修訂的國防方針後，美國及美國扶持下的中國已經繼俄國之後成爲日本的主要假想敵，日本的國防方針同時增加了“應有經受長期作戰的決心和準備”的內容。一戰後，日本的參謀部門發現大規模戰爭出現了長期化的傾向。當年甲午戰爭打了8個月，日俄戰爭打了1年7個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則整整打了6年半，如果將出兵中國和進軍西伯利亞也算上，則日本整整打了8年半的戰爭。未來的戰爭是“總體戰”，是比拼國力之戰，是國際集團間的聯合作戰，無疑將是一場爲時更久的戰爭，而當時日本正開始進入戰後的長期經濟蕭條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