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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嘯白在這裏多留一段時間吧。有些事情,我不便出面,你做比較好。”楊朔銘伸手拍了拍屈霜的肩膀,說道。
“你下一步又打算去哪兒?”屈霜問道。
“哪裏有需要,我就去哪裏。”楊朔銘平靜地說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雖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發展環境和良好的發展機遇,但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國內各方面存在的問題仍然很嚴重。時任中華民國財政部長的楊朔銘效仿美國,採取了一系列發展國民經濟的政策,以增加基礎建設投資和擴大內需來刺激經濟。而爲了保證國防力量不受削弱,他的努力更集中於軍工重工方面,這也是中國政府高層的意思。在這個思路的指導下,楊朔銘追加了相當數量的軍費預算,以保障軍工重工的生存。中國海軍雖然因“華盛頓條約”的關係,放棄了五萬噸以上巨型戰列艦的建造計劃,但二萬噸級的重巡洋艦的建造卻絲毫沒有放鬆,海軍陸戰隊則計劃把常備軍從8個旅擴編成8個師,同時,海軍航空兵和陸軍航空兵的建設計劃也提上了議事日程,除了海航和陸航,中國政府還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建設一支“大空軍”的方案(其中包括五百架能轟炸到日本本土和蘇俄首都莫斯科的遠程轟炸機)。不過,楊朔銘很快便發現單憑擴充軍備的作法並不能真正的促進中國經濟全面健康的發展,而且中國政府的財政承受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只有刺激起國內的消費纔可能帶動真正的內需增長。而刺激消費的根本辦法是提高國內消費水平,爲此就必須增加國民收入,歸根到底是要挖掘國內市場潛力,並努力打開出口局面。由於大興建設的中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工業製成品特別是機械設備的出口市場。看到這一點的不只是楊朔銘,各自治省省長在中央政府相關政策出臺前,已經開始和美英等國打交道了。中國內地交通要道的長江航道全部開通,大批滿載着外國機器的貨輪長龍開始源源不斷湧入中國的腹心,返航時又滿載着中國的農產品和原材料。
考慮到要加強自己的重工業基礎、同時實現技術更新換代,楊朔銘主動向美國購買其過剩的機器設備。楊朔銘通過種種手段,包括與美國各大家族財團打交道,從美國搞到中國想要的東西。而現實的美國資本家們發現這當中的利潤時,也表現出了精明的商業頭腦,爭先恐後地跑到中國來搞推銷。當然,有些不肯轉讓的技術和要價太高的設備,則需要靠楊朔銘設在美國的各大“代理公司”出手。代理公司的一種作法是通過中間代理收購目標公司的股票,從而掌握其控股權。他們的作法被美國金錢大亨摩根譏笑爲“中國式土財主的辦法”,可摩根並沒有想到,若干年後,這些公司就成了中國在美國最大的一筆財富。
在這一時期,中國大陸上出現了少有的和平與寧靜。從東北到華南,從新疆到西藏,從西伯利亞冰原到哈薩克草原,大家都埋下頭來搞建設,在和平的環境中謀求發展。起帶頭表率作用的是各個自治省和北京的中央政府,而北京政府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則是楊朔銘。
與以往靠武力征戰和政治權謀獲得權力的弘憲皇帝袁世凱不同,楊朔銘更象是一位建設者而不是征服者。爲了醫治多年戰火給中國造成的創傷,楊朔銘輔佐大總統徐世昌,制定了各項發展建設規劃,從鐵路交通到農田灌溉,從工廠電站到山區學校,從醫院碼頭到防洪大堤,他用自己的辛勤和心血在曾經飽經罹難的中國大地上編織起了對未來的夢想。此外,他大刀闊斧的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重新修定了新的法典和制度,向中國幾千年來由政府控制一切的官本位傳統發起挑戰。他聘請外國專家,派人出國進修,大力興辦教育,甚至鼓勵外國傳教士來到中國,條件是他們要承擔起鄉村掃盲教師和醫生的義務。
除了全心搞建設外,楊朔銘的主要業餘愛好便是悄悄溜出北京搞微服私訪,他的這一愛好也影響了北京政府高層。沒過多久,中國的大街小巷都談論起了“清天大老爺們”微服出訪的種種奇聞佚事。先是說有一次,一位爲給兒子治病而被迫賣身的寡婦被一位好心人救下,當恩公問她怎麼會淪落至此時,她哭着說都是狗官在發大水那年抓了她丈夫去歐洲打仗戰死,害她孤兒寡母無依無靠,哭着哭着就罵起害她一家的狗官及其後臺北京政府來。恩公又問她爲什麼沒拿到陣亡將士的撫卹金,她說根本就沒人告訴她有這筆錢,就是有這筆錢她也不可能從如狼似虎的官府那裏拿到。那恩公便給她寫了張字條,叫她去找當地的官府。她提心吊膽拿着字條去了,哪知那些官見了這條子都對她恭敬得不得了,不僅重重補了她一筆撫卹金,還幫她置了幾畝好田和一頭牛。只是在問了鄉里一個識字的先生後,她才知道,那張條就是陸軍部總長蔡鍔將軍本人寫的。而另一個說法則是一個飢餓的母親抱着垂死的嬰兒,被過路的好心人救起,也是哭罵了一通官府之後,恩公給了張字條叫她去找官府,後面有官問她哪裏見到的大總統,她才知道自己得遇貴人。隨着故事的越傳越廣,從一種情節裏發展出了另一種情節,從一個故事演化出另一個故事:山野裏的樵夫、河邊的放牛娃、破廟裏的叫花子、告狀申冤的民婦、路見不平的好漢、貪贓枉法的惡吏、爲富不仁的土豪、魚肉鄉里的惡霸、逃難的災民、放高利貸的奸商、遭人陷害的工友、打家劫舍的山大王、飛檐走壁的江洋大盜等各式各樣的人物和離奇情節,都出現在了微服私訪的動人傳奇之中。在越傳越神的故事中,最離奇當屬於這個了:四川大學的一間隱密的屋子裏某天舉行了祕密集會。與會者個個熱血激昂地抨擊了中國政府搞金權政治、做美國人的傀儡、鎮壓革命運動、迫害布爾什維克黨人的種種反動和暴劣之舉,當輪到最後一個人發言時,屋角的陰影裏傳出一個平淡的聲音:“感謝各位直言不諱,但這些都不是我的本意,今後我會時刻謹記你們所說的每一句話來警示自己。”沒等嚇木了的學生們合上驚呆了的嘴,發言者已無聲無息地離開了。最後,甚至於十萬大山裏的一位瞎眼老農氣急之下,竟對上門收租的地保說:“你們不要欺人太甚!不然我爬出山去,見人就說你們的壞事,一傳十十傳百,哪天上邊就會有人來找你們,看到時他們怎麼治你們!”當信心滿懷的楊朔銘迎接來他擔任財政部總長後的第四個春天時,一個神話已經在萬物復甦、欣欣向榮的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了。第一次享受到和平生活和經濟發展的中國人民從這位年輕的領導者身上找到了一樣失去已久的東西:希望。正是他給他們帶來了過上新日子和好日子的希望。在廢除了封建農奴制的雪域高原上,廣大的藏民甚至傳說楊朔銘是大威德金剛現世,一位應世而生的聖主明君。就連日本陸軍的情報部門和在華間諜機構也不得不承認,楊朔銘靠大搞建設、發展經濟和“狡猾地製造和傳播籠絡人心的個人宣傳”,已經成功地“欺騙了中國廣大的無知民衆”。楊朔銘使中國政府得到了一件從袁世凱以來歷任領導者做夢都想得到的東西:人心。
持續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各自治省和直轄省的經濟都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而由於楊朔銘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中國的經濟發展佈局較以往更爲全面均衡,中國各地的文化傳統和基礎更加深厚,對各地及外國的人才吸引和容納力也變得更強,中國的經濟開始全面追趕並逐漸超越了日本。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中心也逐漸從較之商業化和庸俗化的廣州移向更加國際化和貴族化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