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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爲了這一天，已經準備了好幾年了。”楊朔銘說道。
“要是這樣的話，就沒什麼好擔心的了。”看完了這封信，梁士詒終於完全鎮定了下來，他有些惱火地看着楊朔銘，“剛纔你簡直嚇死我了。”
“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告訴任何人。”楊朔銘看着他，目光突然變得如同刀鋒般銳利，“否則，梁公應該知道後果是什麼……”
“當然當然。”梁士詒打了一個冷戰，陪着笑說道，此時雖然他的額頭雖然還有汗珠，但已經流得不是那麼厲害了。
1934年11月12日，日本，東京，皇宮，御書房。
儘管1934年的冬天一直讓已經成了“昭和天皇”的裕仁感到分外的寒冷，但此時坐在御書房裏的他，看着手中的一份份報告，身上卻因爲一種莫名的激動和興奮而冒出了熱汗。
“……日本將貨幣改革建立中央銀行後回收控制的大量白銀，重新以資本的形式大量借給支那和投資於支那，所取得的巨大的經濟利益，遠大於以武力征服支那之所得。米國雖然在經濟上試圖控制支那，但支那仍然以白銀爲主幣，大量的支那對日借款和投資、貿易都是以白銀計算，同時還有大量日元貸款也是以支那的白銀收入擔保的，因而在支那國內，日元和米元英鎊具有同等之重要地位……”
“去年米國宣佈脫離金本位，使支那的匯率上升更加嚴峻，米國政府放棄金本位後，將貨幣準備金改爲‘金三銀一’的比例，爲了達到這一比例，米國開始在國際市場上收購白銀，使得白銀價格大幅度上升，因而支那白銀開始流失，白銀由淨進口變爲淨出口，支那之對外貿易變爲入超（貿易逆差），並最終造成支那經濟的一場大災難。”“自昭和三年（1929年）之後，上海原公共租界的房地產市場以驚人的速度增長。當時此種情形稱之爲‘狂熱’一點也不過分。從大正十三年（1924年）至昭和三年，上海房地產的總價值增加約40億支那銀元，其中一半的增長來自去年和前年。房地產交易的價值每月至少有200萬銀元，有時竟達2000萬銀元之多。毫無疑問，投機造就了房地產的繁榮，因爲投機者一旦購買了土地進行建設，就會以之爲抵押，去購買另外的房地資產。在房價地價上漲同時，上海地產交易額也不斷攀高。昭和四年（1930年）地產交易總額約11442萬元，昭和五年（1931年）地產交易總額即升至24322萬元。然自今年下半年，上海地價突然暴跌，房地產買賣一落千丈，進入了冰凍期，觀望氣氛濃厚，即使有少量成交，其價格也只及昭和五年的十分之二三，外國在支房地產公司的股票價格慘跌至票面價的十分之一左右。上海原公共租界地價約跌落7億元，就整個上海市而言，其地價跌落恐在20億元之上。大批房地產商包括一些著名外國在支房地產公司紛紛宣告破產，房地產危機導致個人傾家蕩產者時有所聞……”“支那的房地產危機因銀價上漲而加劇。由於支那金融業銀根收緊、只收不放，抵押活動停滯，導致多家房地產企業倒閉，房屋空置率達到10.9%，使得地價暴跌、房地產買賣慘淡。房地產商因無力償還利息，又收不回放出去的款子，個個債臺高築。爲了保持上海的國際都市的形象，對此支那政府採取了一定的措施，上海開始建造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用於解決平民的居住困難問題。這些平民住宅裏設有儀式廳、人民學校、消費合作社、體育場和人民信貸中心；並有水電配套，且有宿舍供未婚者居住。每座房屋有廚房、起居室和臥室。上海工務局曾於昭和二年（1928年）成立平民住所建築委員會負責推行貧民住宅安置工程，內容包括建造‘平民住所’、‘平民村’、‘模範村’等。第一批已經建造了800套此類住宅，老百姓開始於當年年5月入住。昭和三年上海市政府在閘北分三批建造平民住宅，第一批有1000套平民住宅。第二批2450套於昭和四年（1930年）年完工，第三批2290套於前年完工。昭和五年（1931年）第四批住宅開始建造，規模遠較前三次爲多。去年上海發生的颱風和火災使上海貧民窟問題較爲突出，上海市政府總投資1000萬元建造模範村，併成立‘平民福利事業委員會’由支那人和外國人一道（共29人），接受委託，實施該項目。該計劃中的10個模範村現有8個在建設中。每個村有200至300套房屋，設計居住近萬人。上海之情況如此，支那內地大城市亦多類此，支那政府採取之緩解辦法如今已初見成效……”
“今年6月米國通過的《白銀收購法案》是米國白銀集團爲抬漲價格，遊說羅斯福總統通過縱容白銀集團活動的法案。《白銀收購法案》的主要內容是授權米國財政部在國內外市場收購白銀直到白銀價格達到每盎司1.29米元或者財政部儲備的白銀價值達到了黃金儲備的三分之一，在收購的過程中，米國財政部有廣泛的自由斟酌權。照理說這是米國本國利益分配的問題，與支那是沒有關係的，但實際上，白銀的價格上漲，對支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爲支那是世界上唯一還採取銀本位的國家，白銀等同於貨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