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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發行的貨幣與英米貨幣掛鉤，本身就是符合英米的利益的，同時支那發行貨幣收兌了大批的白銀與英米置換成爲外匯，也就是他們的紙幣，這些外匯所換取的白銀流入了英米腰包，成爲了重要的貴金屬儲備，平抑和控制了英米由於危機和信用破產可能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支那由於發行紙幣購買力增加也消費了英米危機中過剩的產能，這樣的結果對於英米是大大的有好處的。實際上支那把金融控制權交給了英米，英米的貨幣政策的變動，將直接影響支那，而且更給英米以紙幣換取支那的白銀提供方便。”
“別忘了，日本的國家金融體系的建立，也是取得了英國的支持實施才得以進行的，日本把對清戰爭賠款強迫支那兌換成爲英鎊，日本是在把支那賠付的4000多萬英鎊變成發行日元的儲備，這樣才換來了日本的金融體系的建立，這實際上是日本向英國等西方列強上了貢的！也不是日本僅僅通過維新就可以辦到的。要知道對於西方列強，絕對不會願意無條件的讓那些被掠奪的、沒有自己金融貨幣體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能夠建立自己的貨幣金融系統，以此避免他們將來的貨幣金融掠奪取得經濟獨立的，一個國家的維新圖強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有自己獨立的金融貨幣體系，支那變法圖強搞了那麼久也沒有把銀本位改革成爲西方式的金融體系，是因爲支那的金融命脈操控在西方列強之手，控制支那的西方列強不允許支那改革成功！但是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支那這一次的金融貨幣改革中，日本的損失難以估計，因爲日本在支那的大量投資和借款是以白銀計算的，現在支那放棄了銀本位貨幣制度，日本哪怕能要回這些白銀，也無法當做貨幣使用，價值大大降低，而不要白銀要支那的銀元券，肯定是喫大虧的事情。這些投資和借款一旦變成了支那的紙幣，掛鉤在英美貨幣之下，這些借款就要隨着英米貨幣的貶值而貶值，並且也被英米控制了，這樣英美也得到了間接操控日本利益的好處。日本是和支那經濟往來密切的國家，支那的貨幣改革卻不與日元發生關係，簡直不可想象！”
“支那金融體制的建立沒有與日元掛鉤，是支那和英米的陰謀！支那與日本的貿易不再是白銀了，要知道日本的出口以支那市場爲主，在日本的海外投資也是面對東亞市場的，日本在支那的白銀實銀收入變成了支那的紙幣，在支那的投資的資本也變成了支那的紙幣，這些都將隨着支那政府的金融政策而受到影響，直接影響了日本的外匯安全！而更加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支那一旦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金融體制，支那的金融能力就會發生重大作用，同時支那市場的發展直接給日本產品造成競爭，也會吸引西方投資離開日本直接投資支那，這對於日本經濟和國家發展是有重大影響的！這是支那在扮豬喫虎！真是可惡！”
這些日本金融界精英們的對話，表明了他們多年來謀求的從經濟上控制中國策略的全面破產。
日本自西原借款以來，就謀求以日元侵略控制中國的主權，象當年日本寺內內閣在大約兩年的任期中，通過各種渠道對中國貸款，數額巨大。日本的借款都是以“經濟借款”的面貌出現，讓正金銀行、興業銀行、朝鮮銀行等民間金融機構另組“特殊借款團”作爲投資團體，由大藏省撥出一億日元發行興業銀行債券作爲週轉金。日本以這些貸款希望得到中日貨幣一體化的重大利益，讓日元成爲中國實際的通用貨幣，籍此進一步控制中國的主權。而中國迅速完成了國家統一，發展了經濟，在經濟發展和國家統一以後，中國的精英卻利用日本與西方列強的矛盾，利用日本貸款的“民間性質”，成功地與英美等國暗渡陳倉，中國的金融體系不與日元而是與英美貨幣掛鉤，給了日本巨大的打擊。因爲如果是中國政府借的白銀貨幣，中國政府收兌白銀則必須要給日本一個交待，而“民間行爲”需要按照中國貨幣銀元進行結算，而中國政府換成紙幣銀元券了，這是日本方面必須接受的，因而日本在中國的金融資產被中國的新貨幣改革狠狠的清洗了一番。這樣的結果，可以說是日本對華政策和外交的重大失敗。
事實上，日本遭到如此慘重的損失，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因爲在中國發生的這場金融危機中，日本扮演的並不是什麼光彩角色。而日本金融界對中國下的黑手，這些日本金融界的精英們是不會當衆說出來的。
在美國政府頒佈“購銀法案”人爲大幅抬高國際銀價，在國內外大批收購白銀，致使世界銀價猛漲後。1934年世界銀價比上年上漲了26.7%；1935年上漲至最高峰。由於海外銀價猛漲，出口白銀便有利可圖，以致造成中國國內存銀大量外流。白銀大量運出，給中國的金融市場造成極大的侵害。面對中國的危機，日本火上澆油，推波助瀾，危中添亂，極力反對第三國採用穩定中國幣制的任何努力，以求到達由日元來整理殘局獨佔中國的險惡目標。日本的主要做法是大肆收購、擠兌現銀，偷運出境。日本在中國各地，特別是在華北大批收購、走私白銀，鼓動銀行擠兌，製造金融恐慌。日本人在秦皇島、山海關及沿海和長城各口，分別設立收購站，用日元紙幣高價拉攏由關內運出的現銀，“銀元一千元，即能兌換到中、交洋票一千四百萬”。關於走私白銀的情形，據北京政府的通報，“日本在華東的崇明、海州兩地大肆偷運白銀，逐日約20萬元左右。”日本走私中國白銀的重點在華北地區，無法做到完全保密。中國的媒體就曾揭穿說：“華北一帶，目下藩籬盡失，沿長城各口東起秦皇島、西迄古北口——在某國人把持之下，私運已經成了公然的機密。”“日本浪人在華北各地通過陸路和海路，逐日偷運白銀約十五萬元，即每月達四百餘萬元。”日本將走私白銀一部存進國內的銀行，彌補金庫的空虛，剩下的大部分則運往日本本土熔鍊爲純銀，再運到倫敦市場高價拋售。日本偷運中國白銀的情況，英美等國也並非全然無知，美國商務部就曾做出統計，1934年頭九個月，日本運出白銀總數共值7000萬日元，而上年同期僅爲500萬日元。“就所知日本存銀及日本登記的白銀輸進比擬之，不應若是之多”，顯然，其中大部分是由中國偷運出口的。對此，日本的報紙也絕不隱諱地承認。據《日本消息》報導：“昭和九年二月，日本輸出白銀與上一年同期相比，增添了十餘倍。從1月至9月，由上海向日本走私輸出的白銀約有七千萬日元，而日本年產白銀僅一千萬日元，故由日本輸出之白銀主要是由中國走私之白銀。”在走私白銀的同時，日本又在極力排擠英美干涉中國經濟危機，並一再暗示可以向中國供給貸款，以緩和危機。但中國政府清楚日本的險惡居心，對日本拋出的橄欖枝置之不理，在準備進行幣制改革之時，也沒有和日本商量。中國的幣制改革方案公佈後，極大地刺激了日本的神經，由於中國是在事先未通知日本的情況下公佈幣制改革，引來了日本軍政各界的一片譴責之聲。在中國宣佈改革幣制的第二天，日本駐中國公使有吉明便往訪中國財政部長楊朔銘，當面責備中國在發佈幣制改革前不與日本商量。有吉明在致日本外務省的電報中說：“本使應約往訪楊朔銘。……本使表示日本國民認爲此項新制度，對英米方面曾進行充足的商量，而對於日本，則忽然實行，使日本國民對華情感深受影響，因此，使兩國政治經濟關係不免有發生可憂的壞影響之虞。”1月8日，日本駐華使館武官磯谷廉介少將就中國幣制改革發表談話，表示“斷然反對”這一態度。他鼓動說：“此案事先缺少預備，復缺少履行人才，又未得各國體諒，恐早晚數個月內，必產生漏洞。”因此，結束改革“實爲救中國之唯一道路”。日本顧問本部也公然宣稱，中國的幣制改革是“疏忽具有東亞安寧權勢之日本，擾亂東亞和平之新政策，日本帝國將斷乎排擊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