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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不走這位希特勒先生設計的道路，也許是好事。”楊朔銘忽然說道，“對這個世界，也許也是好事。”
聽了楊朔銘的話，周冠笙、水井、“降龍”、江雪瑩等人都顯得有些驚奇。
“那就是說，瀚之是不希望咱們中國，也走法西斯主義的道路。”周冠笙最先明白過來楊朔銘的意思，笑着說道。
江雪瑩看着楊朔銘，知道他可能是受了國內最近關於“民主與獨裁論戰”的影響，所以才說出這樣的話來。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爲“大蕭條”不但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和影響，也在中國的思想界掀起了巨大的波瀾。
對於中國出現的“經濟陣痛”，關於中國目前實施的政治制度是否合適的論戰再次開始，最後集中到了“民主”與“獨裁”哪一個更適合中國的論戰上來。
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撰文認爲，絕不相信中國的現狀是民主能夠解決的。蔣氏的意見，中國要強盛圖存，“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制”。其理由是：“第一，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制。市是專制的，省也是專制的。人民在國內行動不過從一個專制區域行到另一個專制區域。至於權利的保障，處處都是沒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個大專制來取消這一些小專制。大專制勢必取消各地小專制，不然，大專制就不能存在。第二，我們以爲個人的專制來統治中國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較高。如有地方軍閥試圖以握兵柄而割據地方，那末，唯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
丁文江也認可蔣廷黻的觀點，他推崇獨裁體制的理由是：“我們當前的問題是不但政治沒有脫離革命的方式，我們的國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經濟恐慌。我們如何改革我們的政治，纔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說過，‘意德諸國的獨裁政府是一種危機時代的政府。歐洲大戰之後，各國百孔千瘡，社會、經濟、財政、產業，無不陷於不可收拾狀態之中。在一個政府硬闖，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斃的時候，於是一個最能應用心理的人，因緣時會，便做了選克推多。我們應該注意，所有現在歐洲民主的國家，即發現危機的政府的國家，全都是民治經驗最短，民治的傳統最脆弱的國家’。這是歷史的教訓。我們民治經驗的短，民治傳統的弱，當前危機的大十倍於歐洲任何的國家。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應該想想，那一種政治比較的容易實現，比較的可以希望使我們可以渡過空前的難關。陶先生說我是‘實際主義者’，這是不錯的。請問當今之時，知識階級還不講實際，難道我們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嗎？”
丁文江這番話，表明了19世紀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受歐洲興起的法西斯主義影響，選擇去擁護乃至企盼一個強有力的獨裁政體的出現的根本原因。蔣廷黻和丁文江不否認獨裁是一劑毒藥，民主纔是良藥；但民主政治是一種繁瑣的程序化政治，緩不濟急，已然無法滿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圖存，丁氏也只好寄望於獨裁這劑毒藥，能夠“使得要吞噬我們的毒蛇猛獸，一時不能近前”，至於以後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後再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