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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現行裝備政策可以說是相當明智的。因這項政策使中國能夠積累足夠數量的第一流裝備，以應付戰爭的需要。如果戰爭長期進行下去，新裝備將會大規模生產，但這是最大限度簡化了的型號，敵人在此同時也已經消耗了大量裝備，簡化型號在這時將同樣具有戰鬥力。另外，同時生產標準型和簡化型的經驗在平時就已獲得，只不過是把簡化型當作現有的最新式武器賣給了“兄弟”和“朋友”。
“你要這麼說，我就放心了。”曹錕點了點頭，岔開了話題，“對於修憲和變更國號的事，瀚之有什麼看法？”
“中華民國的國號，雖然有民主共和之意，但表意並不確切，如今各省均行自治，中央與地方關係需有憲法明文確定。而原來的五族共和之說，也有不足之處，因爲現今共和之族，遠非五族之數。”楊朔銘說道，“大總統如想開一代之先，倒不如從這國號入手，修改憲法，明定國體。”
在中國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黃金十五年”發展之後，經濟繁榮，文化發展，社會安定，人民的思想意識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由於湖南廣東等省自治的成功範例，中國其它各省紛紛仿效，大大促進了中國的政治制度改革，如今中國除了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南京、瀋陽、青島和武漢八個直轄市外，所有的行省都已經成爲了自治省，直轄省已經在中國消失了。而爲了順應這種情況的變化，各省議會提議變更國體，修改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而這種要求最直接的表現，便是要求變更中華民國的國號。“中華民國”這個國號是由孫中山最早提出的。1904年，孫中山在美國用英語發表《中國問題之真解決》演講時，用了“中華民國”一詞的英譯：“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1906年12月2日，同盟會在東京召開紀念《民報》創刊一週年大會，孫中山在演講時，第一次用漢語提出“中華民國”這個名稱。次年，爲宣傳反清排滿革命思想，大學問家兼大革命家章太炎在《民報》第十七號上發表《中華民國解》一文，“中華民國”這一名稱從此爲更多的人們所瞭解。爲了證明此國號名稱之“名正言順”，章太炎引經據典，廣徵博引，從歷史文獻中找到很多直接和間接材料，指出只有“中華民國”這個稱號纔是最好最恰當的國號，是獨一無二的最佳選擇。在選擇和宣傳“中華民國”這個稱號的問題上，孫中山是最早提出而且從法理上給予論證，章太炎是從歷史文獻和文化淵源中尋找證據，使其進一步合法化並獲得文化上的正統性。1916年7月，孫中山在上海作題爲《中華民國之意義》的演講時強調中國的國號是“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共和國”，是因爲“民”字的意義。歐美的共和國創建遠在中國之前，孫氏認爲，“二十世紀之國民，當含有創制之精神，不當自謂能效法於十八、九世紀成法而引以爲自足。”孫中山根據自己多年對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政治體制的研究，認爲共和國體雖然是當時盛行於歐美的代議政體，但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國實施直接民權，強調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一點，所以要定名爲“民國”而非“共和國”，而其英文的表述則爲：“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顯然，孫中山要堅持共和國的根本原則、即國家主權屬於全體國民所有的人民主權原則，並希望借鑑瑞士、美國等國發展民主的經驗，來補充代議制民主政體的不足：“更有進者，本黨主張之民權主義，爲直接民權。國民除選舉權外，並有創制權、複決權及罷免權，庶足以制裁議會之專制，即於現行代議制之流弊，亦能爲根本之刷新。由此，這‘中華民國’中的‘民’字絕對是核心內容，不可不用。”在袁世凱恢復帝制，建立“中華帝國”之後，孫中山在廣州爲發表演講，再次提及這個問題：“……諸君自然知道‘中華民國’和‘中華帝國’之不同，帝國是以皇帝一人爲主，民國是以四萬萬人爲主。”孫氏認爲，從中國的領土、人民和國家主權的同一性和歷史連續性來看，“中華民國”是與“中華帝國”相聯繫和相比較而存在的。中華民國的領土、國家主權仍然是“中華帝國”原來的領土和國家主權，但這些過去屬於皇帝個人，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而“中華民國”的領土則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中華民國”的人民則是“率土之濱，莫非國民”了。“中華帝國”的國家主權屬於皇帝個人，而“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已經屬於全體國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和孫中山在政治上和法理上對“中華民國”的解釋角度不同，章太炎更注重的是歷史文化淵源，他在《中華民國解》中說，吾國之名爲“中國”，始見於《禹貢》：“中邦錫土姓。”《史記》：“中國錫土姓。”鄭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孫星衍曰：“史遷‘邦’作‘國’者，非避諱字，後遇‘國’字率改爲‘邦’，誤矣。是《禹貢》‘邦’字，當從《史記》作‘國’。”後世遂沿用之。如《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倉葛曰：“德以威中國，刑以威四夷。”《禮記？王制》：“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詩經》中，則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之句，《毛傳》解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因此，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解》中對“中國”一詞是這樣解釋的：“中國之名，別於四裔而言。印度亦稱摩伽陀爲中國，日本亦稱山陽爲中國，此本非漢土所獨有者。就漢土言漢土，則中國之名，以先漢郡縣爲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國者，舉中土以對邊郡；漢土之言中國者，舉領域以對異邦，此其名實相殊之處。”至於“華”之用，當見於春秋之時，如《左傳？定公十年》：“夷不亂華。”而“華夏”之說，按照章太炎的解釋，謂“華”取自華山；“夏”取自夏水。在《中華民國解》中，章太炎解釋道：“諸華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爲言。世言崑崙爲華國者，特以他事比擬得之，中國前皇曾都崑崙與否，史無明徵，不足引以爲質。然神靈之胄，自西方來，以雍、梁二州爲根本，宓犧生成紀，神農產姜水，黃帝宅橋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陽起於若水，高辛起於江水，舜居西城（據《世本》，西城爲漢中郡屬縣），禹生石紐，是皆梁州之地。觀其帝王所產，而知民族奧區，斯爲根極。雍州之地，東南至於華陰而止；梁州之地，東北至於華陽而止。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則緣起如此也。其後人跡所至，遍及九州，至於秦、漢，則朝鮮、越南皆爲華民耕稼之鄉，‘華’之名於是始廣。‘華’本國名，非種族之號，然今世已爲通語。世稱山東人爲‘侉子’，‘侉’即‘華’之遺言矣。正言種族，宜就‘夏’稱，《說文》雲：‘夏，中國之人也。’或言遠因大夏，此亦崑崙、華國同類。質以史書，‘夏’之爲名，實因夏水而得。……‘夏’本族名，非都國之號，是故得言‘諸夏’。……下逮劉季，撫有九共，與匈奴、西域相卻倚，聲教遠暨，復受‘漢族’之稱。此雖近起一王，不爲典要；然漢家建國，自受封漢中始，於夏水則爲同地，於華陽則爲同州，用爲通稱，適與本名符會。是故‘華’雲，‘夏’雲，‘漢’雲，隨舉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爲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爲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諡也。”
章氏之言，“華”爲國名，“夏”爲族名，與“漢”字之名，三義互通。因此，“華夏”連稱，就是對民族主義最好的解釋，就可以爲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在中國是適當的，在外國就不適當”之說做出最有力的證明。而“中華”之稱，既具莊嚴肅穆之狀，又與“中華帝國”文脈相承，因此，“中華民國”就是最好最恰當的國號。
在解釋爲何使用“中華民國”這個稱呼爲“國號”方面，孫中山看重的是爲何要用“民國”而非“共和國”，是側重於其革命性和民主性；而章太炎看重的是“中華”二字的文化淵源，是爲新生的共和國尋求文化和傳統意義上的支撐，顯示其合法性和正統性。儘管如此，但中國學界並不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解釋，儒學大師柳詒徵就認爲，“中國”一詞，乃文明之國之義，非僅指方位、界域和種族。“是實吾國先民高尚廣遠之特徵，與專持種族主義、國家主義、經濟主義者，不止霄壤乎！”爲柳詒徵此以《公羊傳·隱公七年》中有關文字爲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韓愈在《原道》也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之所以稱爲“中國”，柳詒徵的解釋是，唐、虞之時所以定國名爲“中”者，蓋其時哲士深察人類偏激之失，務以中道詔人御物。如《論語》：“堯曰：‘諮！爾舜！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禮記·中庸》：“舜其大知也歟！擇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柳詒徵認爲：“唐、虞時之教育，專就人性之偏者，矯正而調劑之，使適於中道也。以爲非此不足以立國，故製爲累世不易之通稱。一言國名，而國性即以此表見，其能統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鄉原，不容有主持極端之人，或力求偏勝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國民性，異常複雜，不得謂之尚武，亦不得謂之文弱；不得謂之易治，亦不得謂之難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來尚中之德所養成也。然中無一定之界域，故無時無地，仍不能免於偏執。惟其所執，恆不取其趨於極端耳。”柳詒徵的說法強調“中國”之“中”不僅指地域處於世界之中，而且指先祖行事之取“中庸”而非偏激之意，則無論如何改朝換代，歷代帝王都不能不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