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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回到莫斯科後才知道的。”布哈林點了點頭，說道，“其實早在1932年，當幾十萬無家可歸的兒童被飢餓驅使着湧入火車站和大城市的時候，斯大林就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搶劫食品倉庫和扒竊列車而被當場抓捕，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統統槍斃。這類處決都是祕密執行的。由於這種大規模的屠殺和另外一些‘行政措施’，在1934年夏天到來之前，流浪兒童問題。就已經按純粹的斯大林方式解決了。”
聽到布哈林的回答，周冠笙不動聲色的點了點頭，示意他繼續說下去。
“也就是說，眼下的這一法令根本不是針對流浪兒童的，因爲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了。它要達到的完全是另一個目的，而且是很明顯的，因爲當時斯大林正在以刑訊逼供手段制服我們這些‘老戰友’，以便把我們送上莫斯科的審判大會。”
“我剛纔已經已提到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一度滿足過斯大林的復仇欲，在1935年的祕密審判中承認應對基洛夫兇殺案負‘道義上和政治上’的責任。但這隻能救他們於一時。爲了剪除他們二人以及黨內的其他有功之臣，斯大林現在要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明確無誤地承認自己是陰謀殺害基洛夫的元兇，而且還想殺害他斯大林。爲逼迫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認這一罪行，而且是在審判大會上承認，就需要在這些人的內心裏找到最脆弱、最敏感的突破點，從而決定使用相應的逼供手段。”
“這個突破點現在終於找到了，那就是老布爾什維克們對自己兒孫們的眷戀之心。其實，這種株連子女的威脅已經在反對派首領們的身上使用過一次。但反對派首領當時都還不相信這種威脅，他們認爲斯大林不敢公然的做出這樣的事。可現在，一份刊載政府法令的報紙擺到了所有被關押的反對派分子面前。法令責成法庭對兒童動用刑法典上的全部條款，可以對兒童進行任何懲罰，包括判處其死刑。反對派首領們這下明白了，他們以前太小看斯大林了。他們的孩子的確有死亡的危險。就這樣，新法令作爲進行精神壓迫和心理攻勢的最有效的王牌，進入了斯大林的刑訊武庫。我還可以告訴你們一件事，那就是中央書記尼古拉？葉若夫親自下令：偵訊人員每次審訊時必須將這條法令的文本擺在審訊桌上。”
“看樣子我們也小看這位‘紅沙皇’了。”周冠笙看了看“降龍”，說道，“他的手腕，比我們想象的要高明得多。”
“典型的俄國式的暴君，但卻並不明智。”水井冷笑着說道，“他無法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爲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降龍”看了水井和周冠笙一眼，轉頭對布哈林說道：“您這一次到中國來，目的是什麼？”
“保住我的生命。”布哈林苦笑了一聲，說道。
“我希望能在中國，繼續我的研究。”布哈林看到三個中國人眼中的驚訝之色，平靜地說道，“我希望能在我的生命結束之前，將我所經歷的一切寫下來，給全世界留下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