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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着整個法庭裏的聽衆，他聲嘶力竭地哀號，毫不留情地痛罵自己。
拉狄克有充分的理由證明，所謂“托洛茨基的指令”的著作權，非他莫屬。要知道，在所有的被告人中，只有他一個人推翻了審訊員克德羅夫爲他預備的“口供”，並親筆在紙上“創作”出有關“指令”的新說法，當然，這是在同斯大林單獨談話之後。拉狄克的這一突然發怒和有關自己爲全案立下的特殊功勞的暗示，搞得法庭和檢察長萬分恐慌，手足無措。爲了避免更多的麻煩，審判長馬爾利赫趕緊宣佈休庭。
拉狄克向斯大林卑躬屈膝，在法庭上又竭力幫助檢察長，從而給人造成這樣一種印象，似乎他已完全墮落成不知廉恥的小人，根本不在乎外界將他說成怎樣。然而，如果仔細分析一下拉狄克在法庭上的講話，就不難發現，在他這種瘋狂的自我揭發後面，卻隱藏着一個相反的目的：讓全世界意識到，起訴是毫無根據的，法庭缺乏任何可以證明被告有罪的真實證據。
直到這場審判鬧據終結，它的導演們似乎也沒察覺出狡猾的拉狄克的真實意圖。他一直在用自我誹謗和對托洛茨基的激烈攻訐迎合和麻痹檢察長和法官，不讓他們發現他那掩飾得很巧妙的，然而卻是危險的，足以推翻整個指控的“夾帶”。
直到做最後陳述時，拉狄克才終於輕撩帷幕，暴露了一點自己的鬼把戲。在陳述開始時，他仍然毫不含糊地認罪不諱：“一個具有理智的成年人犯了叛國罪，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爲他開脫的。我曾試圖尋找減輕情節爲自己開脫，結果徒勞無益。一個投身工人運動三十五年的人，既然承認自己背叛了祖國，就不可能再用什麼方法來爲自己的罪行辯解了。我甚至不能說，是托洛茨基把我拖下了水，這不是什麼理由，要知道，當我認識托洛茨基的時候，我已經是成年人了，已經具有完全定了型的信念”。
就這樣，拉狄克按把答應過偵訊人員的供詞獻了上去，從而麻痹了檢察長的警惕性。他玩弄了一種戰術，爲自己贏得了機會，使自己有可能大聲講出一些完全出乎審判組織者意料之外的東西。拉狄克接着就向法庭宣佈，儘管他同意檢察長指控的主要罪名，但對維辛斯基把被告們都說成是貨真價實的匪徒這一意圖，他還是要表示抗議。
“檢察長說，坐在被告席上的這些人純系匪徒和間諜，我對此提出抗議！現有兩個人提供的證據，一是我本人的交待，我承認自己收到過托洛茨基的指令和信件（遺憾的是我把它們都燒了）；二是皮達科夫的，他承認自己同托洛茨基談過話。其他被告人的供認全是根據我們兩人的口供作出的。既然同您打交道的全是貨真價實的匪徒和間諜，那麼請問，您憑什麼確信我們說的都是真話呢？”
拉狄克的這番話，無異於給了斯大林一記響亮的耳光。
但是，儘管有過這樣一些短促而有力的攻擊，拉狄克畢竟還是爲斯大林策劃這一審判鬧劇立下了難以估價的汗馬功勞。總的來看，他還是圓滿地完成了斯大林交給他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