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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又討論了一會兒之後，便紛紛乘車離開了。他們彼此心裏都明白，這場首先在歐洲爆發的戰爭，對他們來說意味着什麼。
1939年10月15日，波蘭，盧布林城。
遠處又傳來了陣陣炮彈爆炸的聲響，坐在桌旁寫着筆記的曼施坦因抬起頭，看了看頭頂有些搖晃的吊燈，起身來到了窗前，向遠處眺望起來。
伴隨着低沉的爆炸聲，升騰起了巨大的煙柱，遮蔽住了陽光，表明在那個方向，戰鬥似乎還沒有結束。
曼施坦因重新回到了桌前，繼續在自己的筆記上進行着波蘭戰役的總結。
“……自從德國兼併了奧地利之後，我一直關注着局勢的發展。”
“自從1933年以來，我們的祖國曾經一次又一次的通過了各種危機，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對於局勢的發展都深深的感到不安。將來會如何發展，更是無法預料。大傢俬人間的談話都是以未來的暴風雨爲主題，因爲在天邊早已顯出了暴風雨來臨前的徵兆。我們都知道，陛下和施特拉塞爾先生早已決定了，要把凡爾賽和約所帶來的一切領土損失都完全收復。我們都知道自從1938年秋季起，施特拉塞爾就已經開始與波蘭當局談判，企圖對整個波蘭國界問題做一個總的解決，不過這個談判的進展，卻是我們所不知道的。同時，我們也都知道，由於波蘭和英國沒有盟約，英國對於波蘭也沒有過保障的諾言。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爲，德國是在剃刀邊緣上行走。對於施特拉塞爾先生的驚人好運，我們都多少感到不可思議，因爲截至目前爲止，他是完全沒有使用武力，而就達到了他的政治目的。一個成功接着一個成功，好像是永無止境的。”
“過去的一切都是不需要戰爭的。所以我試着問自己，難道這一次就不同麼？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特例。雖然在1938年，我們也曾經陳兵國境之上，但結果還是沒有發生戰爭。不過這一次的情況卻完全不同，讓我認爲，我們已經投入了另一次世界大戰當中。”
“波蘭在憑藉着凡爾賽和約兼併了德國的領土之後，對於我們而言，就一直是一個仇恨的對象，因爲這種兼併既無歷史根據，也不合於民族自決的要求。對於我們這些軍人而言，在德國國力微弱的時代中，波蘭一直都是我們痛心疾首的對象。每當我們瞻望着地圖時，就會使我們爲這種危險的情況而擔憂。德國國界是被不合理地分裂了！我們的祖國是被支解了！那條走廊切斷了東普魯士與德國之間的聯繫，使我們有一切的理由爲這個可愛的省區而感到憂懼！不過儘管如此，德國陸軍卻還是從未夢想到要對於波蘭作一次侵略性的戰爭，用武力來結束這種事態。除了其它的考慮以外，也還有一個單純的軍事理由：任何對波蘭的攻擊，都將使德國陷入兩面或兩面以上戰爭中，而這卻是德國所難於應付的。相反，我們雖然不想作一次侵略性的戰爭，但是也不敢希望可以與波蘭人心平氣和地坐下來，在會議席上來討論如何修正這些不合理的邊界問題。同時認爲有一天波蘭人會主動使用武力來解決邊界問題，那卻似乎是有可能性的。自從1918年以來，我們在這一方面已經獲得了相當的經驗，當德國國力還很微弱的時候，我們隨時都在作這種準備。一旦畢蘇斯基元帥謝世之後，某些民族主義分子在波蘭就會獲得一種決定性的勢力，於是他們就有入侵東普魯士和上西里西亞的可能性。不過對於這種情況，在我們的軍事性考慮中，卻已經找到了一個政治上的答案。假使波蘭首先動武，而我們又能夠擊退他們的攻擊，則德國也許就可以獲得一個機會，用政治反擊的方式解決這個不愉快的邊界問題。”“塞克特將軍曾說：‘波蘭的存在是不能忍受的！與德國的基本需要也不符合。利用它自己的內在弱點，和俄國的力量，再加上我們的幫助，即應該能使其消滅。’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俄國軍事力量的日益增長；而法國還是像過去一樣對我們具有敵意。它總是想在德國的後方尋求同盟國。他們的想法是，假使波蘭被消滅了，則俄國對於德國而言，將是一個更危險的法國同盟國，而不像目前的波蘭只不過是一個緩衝國而已。在德國和俄國之間，若是把波蘭和立陶宛這些緩衝國取消了，則這兩個強國就會太容易發生衝突了。但是現在，情況已經完全改變，俄國爲了對付中國的威脅，想要擁有一個穩定的後方，已經和德國簽訂了正式盟約。波蘭已經成了德國和俄國之間的障礙，所以完全取消這個國家，對於德國和俄國都是有利的。”“總參謀部的好多人都認爲，德國應該首先擊倒波蘭，8月13和14兩日中，我完成了最後一次的師級演習。這是以閱兵式爲結束，由隆德施泰特上將充任檢閱官。8月15日，炮兵與空軍合作，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射擊演習。在演習結束後，施特拉塞爾發表了講話，從他的語調上，我能夠知道他已經下定了決心，這一次是絕對有成功的把握，要使波蘭問題獲得總解決，即使付出戰爭的代價也在所不惜。當然，假使波蘭人在德國的壓力之下屈服了，則和平的解決仍非毫無希望，而且施特拉塞爾深信西方國家不會訴之於武力。他對這種理論，曾經不惜口舌來加以解釋。他的主要理由是這樣的：一，英法兩國在軍備方面還很落後，尤其是在空軍和防空兩方面更是如此。二，西方國家要想對波蘭作任何有效的援助則唯一的途徑就是要攻擊齊格菲防線。但西方國家卻無此項力量，也不願作此項冒險，因爲這是一定要犧牲大量生命的。三，國際情況，尤其是地中海方面的緊張局勢，足以使英國的行動自由受到相當限制。四，法國國內的情況。五，負責政治家的個性。施特拉塞爾認爲張伯倫和達拉第都是不敢作宣戰決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