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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回想起來，”英國首相在幾句打趣的開場白之後說道，“假如我的父親是美國人，我的母親是英國人，而不是剛好相反，那麼我可能會自動到這裏來。”一陣暢快的笑聲和喝采贏得了滿座政治家的心。接着，他開始發表講演來爭取國會的支持，一位觀察家說，他的這次講演是爲英美聯姻“作預告”，丘吉爾縱觀全球戰局，當他不再強調必須打敗德國，而是猛烈譴責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時候，臺下的反應最熱烈。“……他們這些年一直在爲戰爭做準備，他們背信棄義的偷襲了我們，他們把我們當成了什麼人？”他咆哮着說。當他預言“英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爲了他們的安全和全人類的利益，爲了尊嚴、正義與和平而攜手前進”的時代“即將到來”的時候，大廳裏又一次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他在走下講臺之前，全場最後一次熱烈鼓掌，他眼淚盈眶，伸出兩個手指，同最高法院法官斯通交換了勝利的手勢。
本來用不了幾天就可以宣讀“結婚預告”。但是英美兩國的婚約條件，卻需要兩國軍事領導人經過幾個星期的常常是激烈的爭論才能訂出來。他們在聯邦儲備大樓召開的會議常常拖到深夜。在城區對過的“五月花”飯店，比弗布魯克勳爵和他的供應部的官員一起，正同羅斯福的“生產大王”優先分配供應局局長納爾遜進行討論，竭力爭取美國將它的工業和軍火產量翻一番。
但是，英國和美國的參謀長們在如何進行戰爭和應在哪裏集中有限兵力的問題上又發生了深刻的分歧。在討論會上，英國人象“踢人的小公牛一樣地攻擊”馬歇爾將軍提出的任命盟軍最高司令的計劃。霍普金斯爲達成協議開闢了道路，他把丘吉爾拉到一邊，向他保證將由一位英國將領指揮遠東戰區。馬歇爾將軍已經贏得了海軍上將金的支持，他確保了這個組織安排上的勝利。坦克手能不能開軍艦，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一場激烈的交鋒後，丘吉爾笑容滿面地從休息室走出來，贊成由英國將軍韋維爾領導美國——英國——荷蘭——澳大利亞四國最高司令部。
爲了建立丘吉爾所期望的同盟國聯合軍事陣線，已經作出了初步的努力，但要消除惶惶不安的澳大利亞政府的擔心，還要費一些周折。澳大利亞政府本來憂擔心它的北部港口城市會遭到轟炸。堪培拉致電丘吉爾，擔心新加坡將會陷落，英國首相回電說：“我們決心奮力保衛的”不僅是這座海上堡壘，而且是“從仰光到達爾文港的整條戰線”。丘吉爾告訴澳大利亞總理柯廷，前往埃及的護航運兵船隊已改變航向駛往遠東；由於澳大利亞四個最精說的師有三個在北非作戰，第四個在馬來亞戰鬥，他的內閣理所當然地擔心菲律賓和新加坡失守後澳大利亞就會面臨入侵的威脅。澳大利亞軍事領導人沒有應邀參加阿卡迪亞會議，柯廷感到不安，他還擔心英國不會履行義務，因此在墨爾本《先驅報》上發表文章，公開表示他的憂慮。他在這篇文章中不僅駁斥了“太平洋戰爭只能看作是全面戰爭的一個從屬部分的說法。”而且提出了使丘吉爾大爲惱火的建議：澳大利亞將不得不請求中國提供援助，並同美國一起制訂它自已的太平洋防務政策。
因此，英國首相希望韋維爾將軍指揮遠東戰區是有強烈的政治動機的。但是他的軍事顧問們意識到，保衛這麼大的一個防禦區的任務是無法完成的，因而認爲美國人恐怕故意要他當替罪羊。迪爾爭辯說，讓他們的一個將領承擔“即將到來的災難”的責任是非常危險的。韋維爾本人對自己被任命的消息並沒有表現出更大的熱情。由於丘吉爾的急躁情緒，韋維爾已經卸掉他在中東司令部的職務；現在他致電迪爾：“我知道人是要抱孩子的，可這是個四胞胎！”
韋維爾是一位不好激動的軍人，他喜歡冷靜地思考問題。對他來說，美英荷澳聯軍司令部以四個盟國分散的兵力守衛兩千英里的防線，任務已經夠艱鉅了，再要防守緬甸，實在太複雜了。他提出必須同中國合作，由中國擔負保衛緬甸、暹羅和印度支那的任務。這位將軍認爲他自己的軍隊只能保衛他們的戰線。韋維爾強烈要求將香港交還給中國，換取中國出兵保衛緬甸和支援馬來亞的英軍，而不是僅僅支援菲律賓。他堅定地認爲，當務之急是要使中國儘快參戰，以便使馬來亞的英軍能夠在戰爭中堅持下來。因爲菲律賓和馬來亞的盟軍都一再要求派遣援軍，供給飛機，但英美兩國卻不能滿足這些要求，因而只能依賴於中國的非正式支援。
韋維爾的態度激怒了丘吉爾，他抗議韋維爾“過度的依賴中國的支援而放棄了自己對戰爭所能作出的貢獻”。不過，丘吉爾最終也不得不遷就韋維爾，因爲韋維爾的美國同行也支持他的觀點，在丘吉爾看來，“中國對美國人的思想有着特殊的影響。”最近的一次民意測驗證實了這一點：在美國，十分之八的人認爲中國是他們的天然民主盟友——恰好是把英國看作是他們的長期夥伴的人數的一倍！
正如同英美雙方軍事將領和政府領導人之間的糾纏不清一樣，此時的中國，也在經歷着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
北京，國會大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