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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早期階段，由於經常發生墜機事故，飛行這一行並不特別吸引人。確實，當時有很多海軍高級軍官甚至不敢涉足飛機之內，如果他們知道飛機就要離地的話。直到三十年代，山本的同學、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吉田善吾海軍大將就曾堅決拒絕乘坐爲他準備的專機公出。
還有些海軍高級軍官，口頭上大談海軍航空事業如何重要，鼓勵初入伍的海軍中的青年人加入航空隊，但是，要他們的孩子當飛行軍官或者他們的女兒嫁給飛行員的時候，他們的那股熱情便突然消失了。山本長官卻不是這種半心半意的人。他對航空事業的信念是真誠的，他曾鼓勵自己的年青親屬去參加海軍航空隊。
山本對飛行員的喜愛並沒有使他也和一般飛行員一樣有嗜酒的毛病。他是不喝酒的，但喜歡賭運氣。人們都知道他是一位打橋牌和玩撲克的既大膽又精明的能手。他是一個天生的賭徒，具有“要麼全贏，要不就輸個精光”的精神。象很多人所說的那樣，襲擊珍珠港體現了“要麼全贏，要不就輸個精光”的戰略，那其實是符合山本的性格的。也許，襲擊珍珠港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激勵他去幹這件事的象賭徒所具有的那種膽量。
除了他具有作出大膽和富有想象力的決策的能力之外，另一點使他在海軍青年軍官中博得尊敬和欽佩的就是他那強有力的和毫不含糊的領導才幹。在這一點上，他在海軍將領中是絕無僅有的。也許是因爲受到英國海軍傳統的影響，日本海軍從早期起就十分注重在軍官中灌輸紳士風度。但是，不幸的是，由此卻產生了一種把不好表現自己的好好先生的態度同紳士風度等同起來的傾向，結果聰明和藹的將軍倒是不少，而真正的領袖人才和將才卻是寥寥無幾。
日本海軍高級將領缺少真正的領導才幹，反映在許多方面。比如，在艦隊或鎮守府舉行演習或戰鬥訓練的時候，軍官們往往在事後開評議會，艦隊或鎮守府司令長官主持這種會議，但他們難得積極引導討論，或提出尖銳的意見，因此，官佐們也無從知道自己幹得對不對。在聯合艦隊的評議會上，山本總是帶頭參加討論，如某一行動做得不妥，他就指出來並說明他要求這個行動以後該怎麼辦。他不把幕僚當成智囊團，而把他們作爲執行他的方針和決策的助手。他的明確指導把他的方針是什麼說得十分清楚，使他的部下在必須自行作出決定的時候完全知道怎樣做才符合司令長官的意圖。
正是由於山本具備這些長處，所以整個日本海軍認爲他當最高指揮官最合適。因爲在戰爭中，國家的命運可能取決於一次戰鬥的結局，而戰鬥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又取決於最高指揮官個人的性格和能力。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爲只有集中了決策的大權，才能確保行動的統一，而沒有統一的行動，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還因爲，戰鬥行動問題不可能在會議桌上進行討論並由多數來決定，只能由指揮官根據他的判斷迅速做出決定，但他同時應充分認識到每一行動一旦決定就不可變更了。這就要求指揮官具有非凡的勇氣和自信力。山本具備了這兩種品格。
但是，儘管山本海軍大將具有看來可以使他成爲無與倫比的最高指揮官的品格，戰爭的考驗證明，山本海軍大將也有弱點。明顯的證據就是，他不顧所有反對“支號作戰”的合理意見，鹵莽和絲毫不讓地堅持進攻中國本土。不能不認爲由於他一心一意只想不讓東京遭到空襲，同時由於中國空軍對東京的空襲又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損害，在進攻這件事上，他的判斷是偏執的。如果山本不是過分被這種情緒所左右，他在考慮未來戰略的時候，一定會表現出較大的靈活性。
還有一點是肯定的，山本之所以匆匆地投身於進攻中國本土的冒險行動，是由於他確信日本和中美兩國間的軍力均勢最多能維持在戰爭開始後兩三年之內，以後將發生有利於中國和美國的變化。因爲時間緊迫，他覺得日本唯一的希望是速戰速決，這樣才能誘使敵人講和。他希望進攻中國本土能使這個決戰發生。他曾經向山口多聞海軍少將和其他心腹部下吐露，如果能在“支號作戰”中殲滅中國主力艦隊，他打算敦促政府首腦着手試探和平。
山本長官認爲務須儘早尋機跟敵艦隊進行決戰。這個判斷無疑是正確的。的確，如果要在這個問題上提出什麼批評的話，那麼山本的錯誤是他在最初襲擊珍珠港成功之後，沒有把強大的中國航空母艦部隊消滅在特魯克港，以達成這一目標。不管怎樣，殲滅美國太平洋艦隊是1942年春天日本海軍首先要達成的任務。可是，成爲嚴重問題的是，佔領特魯克港和殲滅中國海軍是否是達到這一目標唯一可行的或最妥善的途徑呢？
從戰術觀點看，“支號作戰”計劃是墨守提倡以戰列艦爲中心的那派人的陳舊主張，這跟據說瞭解航空兵作用的山本是很不相稱的。曾經想到用艦載機襲擊珍珠港的山本沒有更迅速徹底改革艦隊的編制和戰術，使航空兵成爲戰鬥力量的核心，這至少可以說是很奇怪的事。也許山本本人也有日本人的那種迷戀過去“大艦巨炮”的傾向的特點，或者也許他感到傳統舊觀念根深蒂固，他無力一下子徹底加以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