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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是“董太師”接見。聽得凱陽德的抗議，大爲詫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又不是辦你俄國公使的罪，何勞質問？不過他當了多年總理衙門的“管家婆”，應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臉、不作爭辯的訣竅，所以一面虛與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據說國際交涉上是有這麼一種成例。幸好，還有託詞。
“貴公使誤會了。”他透過通譯向凱陽德解釋，“本國辦崇厚的罪，是因爲他不候諭旨，擅自起程回國。這是我們內部整飭官常，與貴國的交涉無關。”
這番解釋總算在理上站得住，凱陽德無奈，怏怏而去。董恂靈機一動，認爲止好藉此鉗制輿論，便跟沈桂芬商議，托出人來，到處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朝廷的處境甚難，千萬忍耐，不可再鬧，否則改議條約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凱陽德那裏節外生枝，又起糾紛，殊非國家之福。
因此內閣的會議便壓了下來。但十八款條約已見於邸抄，喜歡發議論，上條陳的張之洞，一看是個好題目，兩天兩夜不睡，寫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單銜獨上，先分析條約中最荒謬的數事，痛斥崇厚“至謬至愚”，說是“不改此議，不可爲國”，而“改議之道”有四：計決、氣盛、理長、謀定。
計決是要“借人頭”示決心，認爲崇厚已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則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誅崇厚則計決”。
所謂“氣盛”是詔告中外，指責俄國理屈。接下來建議，且將伊犁擱在一邊，不必亟亟於爭着收回，則崇厚所擅許的條約，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戰國的諸侯，會盟而未歃血，不足爲憑。這就是“理長”。
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謀定”。雖是紙上談兵，倒也慷慨激昂。張之洞主張分新疆、吉林、天津三處設防，責成李鴻章破敵，他振振有詞地說：
“李鴻章高勳重寄，歲縻數百萬金錢，以制機器，而養淮軍，正爲今日，若並不能一戰，安用重臣？伏請嚴飭李鴻章，諭以計無中變，責無旁貸，及早選將練兵，仿照法國新式，增建炮臺，戰勝酬以公侯之賞，不勝則加以不測之罪。設使以贖伊犁之二百八十萬金，僱募西洋勁卒，亦必能爲我用。俄人蠶食新疆，併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憂也，李鴻章若能悟英使輔車脣齒，理當同仇。近來之立功宿將，如彭玉麟、楊嶽斌、鮑超、劉銘傳、善慶、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漢、郭寶昌、曹克忠、李雲麟、陳國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來京，悉令其詳議籌策，分駐京通津站，及東三省，以備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銷萌，故修武備則謀定。臣非敢迂論高談，以大局爲孤注，惟深觀事變，日益艱難，西洋撓我政權，東洋思啓封疆，今俄人又故挑釁端，若更忍之讓之，從此各國相逼而來，至於忍無可忍，讓無可讓，又將奈何？無論我之御俄，本有勝理，即或疆場之役，利鈍無常，臣料俄人雖戰，不能越嘉峪關，雖勝，不能薄寧古塔，終不至掣動全局。曠日持久，頓兵乏食、其勢自窮，何畏之有？然則及今一決，乃中國強弱之機，尤人才消長之會。此時猛將謀臣，足可一戰，若再越數年，左宗棠雖在而已衰，李鴻章未衰而將老，精銳盡澌，欲戰不能，而俄人行將城於東，屯於西，行棧於北，縱橫窟穴於口內外通衢，逼脅朝鮮。不以今日捍之於藩籬，而他日鬥之於庭戶，悔何及乎？”
這時回疆新定，士氣奮發，所以主戰的不止張之洞，翰林、御史紛紛上奏，意氣風發，自在意料之中。在意料之外的是，竟連向不過問洋務的萬青藜，以及坐享安閒歲月，不與朝政的肅親王隆勤，亦大發同仇敵愾的議論。
談這件事的奏摺，一下子有十幾件之多，而且都是長篇大論，徵引今古。慈禧太后相當辛苦，慈安太后幫不了她的忙，只有深宵燈下，在李蓮英悄然侍立之下，一個人仔仔細細地從頭看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