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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報到達西安，軍機處連鹿傳霖自己在內，都知道“若再好勇鬥狠，必有性命之憂”這句話，是對他而發的。其實，鹿傳霖自己又何嘗不知道，既無可戰之兵，亦無可戰之餉，連紙上談兵的資格都不夠。不過，慷慨激昂，究不失爲沽名釣譽最方便的法子。如今官到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只要循分供職，善自養生，再有三五年，何愁不能“大拜”？這樣一想，自然心平氣和，覺得就算發一套慷慨激昂的議論，亦無味得很。
而況眼前便有一大難關，第一年的賠款連攤付利息二千二百萬兩，在西曆明年正月初一，亦即華歷十一月二十二，即須付足，爲期不過三個月，如何籌措這筆鉅款？大是難事。
經過多次會商，就開源節流兩大端去用工夫，首先想到的是虎神營、驍騎營、護軍營，當初爲了整軍經武打洋人，在載漪力爭之下，自光緒二十五年起．加補津貼，年需一百四十餘萬兩銀子。如今喫了敗仗，偃武修文，準備“變通政治”，這筆津貼，當然可裁。
此外，神機營、步軍營添練兵丁的口分，以及滿漢官員、八旗兵丁額外加發的“米折”，凡是戊戌政變以後，打算跟洋人周旋到底，爲了激勵士氣而額外增撥的津貼及“恩餉”，一律裁減。每年可省出來三百萬兩銀子。
其次是南洋、海防、江防、各省水陸練勇以及舊制綠營的各項費用“率多事涉虛糜”，而且經此大敗，足見“難期實濟”，一律酌加裁減。不過所省減費用的確數無法計算，估計至多亦不過三百萬兩。節流所得，至多不過每年賠款的七分之二，其餘大數，要靠開源。
難題來了！不管廣東新開辦的房捐、鹽斤加徵、“土藥”、茶、糖、煙、酒從重加稅，怎麼樣算也算不出一千幾百萬銀子的額外款項來！
爲此曾屢屢集議，但聞一片嗟嘆之聲，細帳越算越心煩，最後只有出之於攤派一途，按省分大小、財力多寡，負擔最重的，自然是江蘇，派到二百五十萬兩；其次是四川，二百二十萬兩；再次是廣東，二百萬兩，以下浙江、江西各一百四十萬兩；然後湖北、安徽等省．以次遞減，最貧瘠的貴州，亦派到二十萬兩。上諭中特別說明，開源節流各條辦法，“有與該省未能相宜及窒礙難行之處，各該督撫均有理財之責，自可因時制宜，量爲變通，並準就地設法，另行籌措”，暗示只要湊足數目，什麼法子都可以用。但必須“如期匯解，不得短少遲延，致有貽誤。”而緊接着又有句話：“倘期限已屆，而短少尚多，即惟各督撫是問。”換句話說，是有個折扣在裏頭。倘或各省攤派，照額收足，而有必須開支的用途，亦可截留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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喫過月餅，從行宮到京官的寄寓，都在捆紮行李，準備回京，只見滿街的車馬伕子。偏偏西安官場又來個全班更動，因爲陝西巡撫升允奉旨特派爲前路糧臺，由藩司李紹芬護理巡撫印信，由榮祿幕府中外放的臬司樊增祥署理藩司，於是糧道署臬司，西安府升署糧道，另外再派人署西安府，交卸上任，道喜謀差，忙上忙下，大概從唐朝以來，一千多年之中，這個關中名城就從沒有這麼熱鬧過。
啓鑾期近，乘輿出東門還是南門，發生了爭議。照路程來說，應該出東門，但有人以爲大駕必自北而南，朝廷體制攸關，而且“南方旺氣，嚮明而治”，所以必出南門。這一來多費周折，光是出城這一段路程要加出兩倍，而輦道加鋪黃土，亦頗費事，所以議論不定，最後是請慈禧太后裁決。不用說，體制猶在其次，取旺氣，討吉利最要緊，面諭軍機大臣：“出南門，繞赴東關，在八仙庵拈香打尖後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