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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頭不僅要多，還要夠尊貴。”蘇禹珪毫不避諱，“律法者，規則也。欲使人遵守規則，不僅要規則合理，還得讓人畏懼規則。而欲求律法迅速確立此等威嚴，沒有比讓人意識到規則能殺人、能無區別殺人，更好的方法。惟其如此，才能彰顯陛下以之治國之心！”
這番言論，若是讓某些老夫子聽見，定要指着蘇禹珪的鼻子，破口大罵一聲“毫無人性的酷吏！”
李從璟端詳着蘇禹珪，縱然他早就知道此子心性異於常人，此時也不得不爲對方的“嚴酷”感到驚訝，這讓他沉默下來，腦海中不禁浮現出歷史上那些有名的酷吏名號。
這一刻，李從璟陡然意識到，他現在要借《大唐律》做的事，跟漢武一朝藉助酷吏們做的事，頗有相似之處——兩者都是在打破時代舊有規則，豎立新的規範，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將不可避免任用“酷吏”。
漢初，朝廷以黃老之術治國，有罪輕懲甚至有罪不罰，都是常有之事，而時人美其名曰不傷天和。如此治國手腕，不能說不好，但絕對無法締造強大帝國。要建立強大帝國，得靠賞罰分明，有賞罰，人才會不作惡，而思奮進。漢初朝廷看似心胸寬大，實則這份寬和之下，導致的是官吏貪贓枉法，滋生無數人間悲劇，國家更不可能很好的調用國力。劉徹能締造漢武帝國，自然有他的道理，以“酷吏”懲辦不法官吏，除去官僚系統中的蛀蟲，推行新的規則，讓官吏少作惡而戮力國事，改良社會風氣，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這跟商鞅在秦國變法，實在是有共通之處。
李從璟無意去做秦孝公和漢武帝，因爲時代不同，他心中的想法也不同，但行事的方法，其實萬變不離其宗，蘇禹珪有類似“酷吏”的做派，也是一種必然。
李從璟靠在扶背上，手指輕輕敲打着扶手，徐徐道：“長興年間，朝廷曾大舉整頓吏治、肅清不法，眼下才多少年，難道天下吏治又亂了？而且是在朝廷持續完善體制，時時大力監察的情況下？”
“從古至今，從不缺貪官污吏，尤其是寒門士子做官後，爭權奪利、收受賄賂之事，更是不可禁絕。”蘇禹珪站得筆直，“如今九州一統，邊境雖仍有戰事，但對許多權貴而言，天下實已太平。當此之際，這些在往前的天下大亂中，貧窮過窘迫過流血過立功過，而如今掌握了權力的，自然沒有不大肆攬權與聚斂財富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