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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們就到我家去坐坐吧！”
鍾海濤沒有推辭，領着方銳一起來到他家裏。
這是一棟磚木結構的住房，從外表上看，和三分場職工住房沒什麼區別，只是比普通職工住房面積稍大一些。院子裏有一塊小菜地，是靠自來水澆種的，地裏的小青菜長得水靈靈的。汪樹清的老伴陳淑芬正在菜地裏拔草，看見鍾海濤、方銳來了，笑着點點頭，算是打招呼。看見老伴在不停地忙乎着，汪樹清連忙打招呼：“淑芬，快到屋子裏去休息一會兒吧！”
鍾海濤和方銳隨汪樹清老人走進房子裏，在桌子旁邊的一條凳子上坐下來。汪樹清看到鍾海濤胸前露出印有紅色“獎”字的白色背心，笑了笑說：“海濤，我也有一件獎品，這些年來一直沒捨得拿出來，今天拿出來給你們倆看看。”說完轉身從裏屋子裏拿出一個小木箱子放在桌子上，然後輕輕地打開，再小心翼翼地揭開一層黃色的布面，一面紅旗呈現在他們眼前。汪樹清老人雙手輕輕地扶摸着已經褪了顏色的紅旗，深情地說：“海濤，我們剛到五一農場的時候，也開展勞動競賽，那時的勞動競賽如果獲勝了，連一條毛巾、一塊香皂的獎品都沒有，就是獎給一面大紅旗。”老人邊說邊無限深情地撫摸着那面已經退了色大紅旗，動情地說：“海濤，爲了能得到這面大紅旗，我和我的夥伴們不惜一切代價，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接着，汪樹清老人向鍾海濤和方銳講述了一九五六年他帶領全班青年修渠時奪取這面獎旗的故事：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們剛進場的時候，就投入到修建五一農場總乾渠的大會戰。因爲如果不及時修建大渠，不僅開墾出來的荒地沒法種植，就連人畜飲水都非常困難。當時的五一農場抽調出一千多名青壯年組成十個青年突擊隊，我那個時擔任第十突擊隊隊長。五一農場黨委爲了完成艱鉅的修渠施工任務，開展了隊與隊、段與段之間的勞動競賽。競賽的內容共分爲四個部分：一是要工效高，二是要質量好，三是要安全無事故，四是要提前完成任務。那時候的條件非常艱苦，冬天在托木爾峯山腳下的野外進行作業，寒冷的西北風吹在臉上，像刀割一樣難受。我和我的戰友們喫住都在戈壁灘上。有時爲了節省時間，我們就在工地邊啃上幾口冰冷的窩窩頭，接着又繼續幹。在這樣的艱苦生活條件和惡劣的氣候環境下，幹部職工們的幹勁絲毫沒有減弱。那時我帶領第十隊的突擊隊員們爲了奪取這面大獎旗，就把大家召集起來召開‘諸葛會’，請大家出主意，想辦法，怎樣才能提高修渠工效。大家的情緒都非常高漲。有的主張把工段分到每個人，有的主張延長勞動時問，也有的主張把隊員們分成兩班，一個班乾白班，一個班幹夜班。大家七嘴八舌爭論不休。我把大家的意見歸納後，最後拿出的辦法是：把精幹的突擊隊們組織起來晚上搬運鵝卵石到施工現場，白天專門施工。這一招果然靈，工效一下子提高了許多。那時候我比較年輕，不僅負責白天施工，晚上還帶領突擊隊員們挑石頭。有月光的晚上要好一些，沒有月光的晚上就難辦了，來回四五公里的路程，還要挑上五六十公斤重的石頭，沒有亮光是不行的，我就挑選出一些強壯的年輕人，晚上提着馬燈幹。當時的第五突擊隊看到我們的工效提高得很快，也學着我們幹。他們突擊隊裏有個叫錢運華的年輕人，別看他個頭不算高，力氣也很有限，可他挑的石頭總比別人要重，跑的趟數也比別人要多。那天晚上，由於夜黑，他的扁擔壓斷了，一塊大石頭從筐子裏掉下來，砸在他的腿上，鮮血直流，他就悄悄地坐在離路邊比較遠的一塊石頭上包紮一下。天氣太冷了，誰知他一坐下來，就再也沒能站起來。等到我們發現他時，他面前的一大攤血已經凝固成血冰塊了。我們修渠的全體突擊隊員們含淚將他葬在離大渠不遠的地方，讓他日夜看護着他曾爲此付出生命的這條大幹渠。
由於晚上把石料備得很充足，第二天又加緊修渠，這年年底，我們終天完成了修建大渠的任務。一九五七年開春，邊疆第一條幹砌卵石渠道終於完工了，清清的天山雪水從新修的總乾渠裏流進了我們五一農場。
修渠大會戰結束後，雖然第五突擊隊的修渠任務和我們是同一天完成的，質量甚至還超越了我們，可由於出了安全事故，他們終歸沒能拿上這面大紅旗。我們第十突擊隊拿上這面大紅旗後，全體隊員們歡呼着、跳躍着，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後來，我就將這面大紅旗精心收藏起來，一起保存到現在。有時候拿出來曬一曬，生怕它發黴了，蟲蛀了。”
汪樹清老人說到這裏，輕輕地撫摸着那面大紅旗，就像對待嬰兒一樣，生怕手重了會傷害了她那嬌嫩的皮膚似的，又慢慢地將它收起來，用黃布包好後，仍舊放回箱子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