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士良：一個權宦的完美謝幕 (第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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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元和末年以來，大唐帝國曆穆、敬、文三朝，在藩鎮事務上一直採取妥協政策，對四方藩鎮，尤其是河北三鎮割據自專和官爵世襲的現象始終予以默認，包括對此起彼伏的兵變也一直抱着聽之任之的態度。只要各地藩鎮不公然起兵對抗中央，李唐朝廷就會把節度使的旌節斧鉞拱手交給那些驕兵悍將。從前被朝廷視爲大逆不道的事情，如今已然變成了一種司空見慣的社會現實。這麼多年來，大唐帝國的臣民們似乎也已經麻木了。
然而，到了武宗一朝，這樣的政治現狀註定要被改寫。
因爲，武宗李瀍和宰相李德裕都不是那種得過且過、逆來順受的人。一旦有機會，他們必將在藩鎮事務上擺出強硬姿態，重塑李唐中央的權威。
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一個改寫現狀的契機終於擺在了他們面前——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死了，其侄劉稹祕不發喪，以劉從諫病重爲由，要求朝廷授予他留後之職。
給不給他這個繼承權？
武宗和李德裕很快就做出了回答——不。
昭義鎮位於河東，治所在潞州（今山西長治市）。本來，這個地方是李唐朝廷比較放心的一個藩鎮，多年來很少出什麼問題，甚至每當河北叛亂時，昭義的兵一直是朝廷的平叛主力。但是，最近這些年來，昭義與朝廷的關係卻變得越來越差。究其原因，還要從八年前的甘露之變說起。
當年那場震驚朝野的流血事變發生之後，李訓、鄭注、王涯等朝中大臣全部遭到殘忍的屠殺和族誅，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出於義憤，於開成元年二月給文宗上了道奏疏，說了些公道話，並且把矛頭直指仇士良。
他說：“王涯等人不過是儒生，荷國厚恩，豈肯輕易謀反？李訓、鄭注事實上也是爲了除掉亂政的宦官，卻被誣陷爲謀反，說到底其實也沒有罪。退一步講，就算宰相們真有異謀，也應交付司法審判，豈能讓宦官肆意屠殺？而且還連累了那麼多無辜的朝臣和百姓。臣本想親赴朝廷，向陛下面陳是非善惡，又擔心遭人陷害，禍及子孫。雖然臣不能親往，但一定會克盡封疆之責，抓緊操練軍隊，希望在內爲陛下之腹心，在外爲陛下之藩籬。倘若奸臣仍舊橫行，臣會誓死入朝，以清君側！”
一看到奏疏，仇士良頓時暴跳如雷，叫囂說劉從諫有窺伺朝廷的野心。當時，文宗李昂已完全落入仇士良的掌控之中，只能象徵性地給劉從諫加了個“檢校司徒”的榮譽官職，以示勉勵。但是，劉從諫卻斷然拒絕，並且對文宗的懦弱表現頗有微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