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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遵義會議的共有二十個人，與會者伍修權的回憶是：“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張聞天和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和凱豐，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會議擴大到軍團一級幹部，有一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三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五軍團的政委李卓然因爲戰事遲到，在會議開始後才趕到；鄧小平同志先以《紅星報》主編身份列席會議，會議中被選爲黨中央祕書長，正式參加會議。李德只是列席了會議，我作爲翻譯也列席了會議。”
關於遵義會議的醞釀過程，後來的各種敘述充滿太多的臆想，臆想大多源於在老山界崎嶇的山路上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的祕密交談。建議召開這樣一次會無疑是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共同商議的結果。有史料顯示，他們甚至就誰在會議上首先發言討論了很久。因爲自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之後，作爲共產國際的五十七個支部之一，中國共產黨一直處在共產國際的絕對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任何重要的會議決議，必須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纔算生效。儘管毛澤東對此十分反感，但是此前的客觀形勢沒有改變這一現狀的機會。
三個人討論的最後結果是由張聞天首先發言。原因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單順序是博古、張聞天、周恩來和項英。張聞天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人民委員會委員，那麼即使將來共產國際過問，他的資歷也完全可以抵擋可能出現的質疑——自從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開始長征以來，共產黨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報聯絡已經完全中斷，毛澤東一直等待的那個有利的契機終於出現了。因爲是否得到處在異國他鄉的共產國際的認可，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來講，已經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紅軍的生存問題迫在眉睫，爲此必須調整現行的政治和軍事策略。
遵義會議的兩個議題是：一、就中央紅軍下一步的行動作出決策；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和教訓。第一個議題在沒有爭論的情況下很快達成了決議：根據目前嚴重的敵情，遵義已不適合建立根據地，中央紅軍應該迅速北上，於川南渡過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第二個議題引發了爭論，這一次的爭論是真正的政治交鋒。
關於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和教訓，首先由博古和周恩來分別作“主報告”和“副報告”。兩個報告都是在總結自一九三三年博古和李德進入中央蘇區以後，紅軍在軍事上逐漸陷於被動的原因和教訓。但是，兩個報告的觀點卻存在着明顯的區別：前者強調的是“敵人的過分強大”，雖然涉及了自己“在軍事路線上所犯的錯誤”，但是開脫和辯解的成分很大，最後的結論是：“戰略上是正確的，錯誤是執行中的錯誤。”而周恩來的報告強調的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自我批評的態度十分坦率。從中國共產黨複雜曲折的政治歷史上看，應該說這時候的博古在做人上還是十分坦蕩的——這個年僅二十八歲的戴着高度近視眼鏡的青年，作爲中國共產黨的總負責人，自然要對中央紅軍所遭受的重大損失承擔首要責任。但是，不能因此否認這個年輕的革命者一直在爲他所追求的理想作着最大的努力。現在，他之所以不願意承認在軍事策略上存在錯誤，一方面是因爲他對共產國際的盲目尊重，另一方面是因爲他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幼稚。
沒有史料顯示，遵義會議之前毛澤東與周恩來私下裏有過更密切的接觸。但是當週恩來作完報告之後，通過翻譯，李德終於確定了一個他不願意接受的現實：周恩來已經不再維護他和博古的領導權威了。
周恩來發言之後，毛澤東說：“洛甫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
張聞天從評價博古的“主報告”基本不正確開始說起，尖銳地批評了五次反“圍剿”中的戰略戰術、不利用福建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兵變的時機、不顧敵情機械地堅持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等錯誤。同時，張聞天還引用了大量的斯大林語錄，詳細批駁了把紅軍的損失歸結於敵人過於強大的說法，認爲如果這樣就會不可避免地得出“敵人的‘圍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機會主義結論”。張聞天的發言引起了與會者特別是博古的震驚，因爲對博古的批評就是對李德的批評，而之前從沒有人嘗試過如此激烈地批評“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尤其是批評出自於曾和博古同屬於“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陣營的張聞天。
會議休息的時候，博古和李德心情抑鬱。
毛澤東對剛剛趕到的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說：“怨聲載道囉……你明天在會議上講一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