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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年底，徐向前被派往廣州，參加了由共產黨人張太雷、蘇兆徵、葉劍英等領導的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起義部隊決定將僅存的一千四百多人整編成一支紅軍隊伍。當時起義軍所知道的紅軍，有由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部隊改編的紅一師，由海陸豐地區紅色武裝改編的紅二師，以及由瓊崖游擊隊改編的紅三師，於是他們決定叫“紅四師”，徐向前先後出任紅四師參謀長、師長。這支紅色武裝在東江地區堅持了兩年之久，直至在國民黨軍隊的殘酷捕殺中傷亡殆盡。一九二九年，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徐向前和紅四師僅存的幾名幹部被轉移到香港。不久之後，徐向前再次轉道到達上海，他化名餘立人接受了一位商人打扮的共產黨幹部的指示：“鄂東有塊根據地，基礎不錯，那裏需要軍事幹部。”徐向前後來才知道，與他談話的人就是當時的中央軍委書記楊殷。談話之後不久，楊殷就因叛徒的出賣而被國民黨當局殺害。而楊殷所說的“鄂東有塊根據地”，就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鄂豫皖根據地。
鄂豫皖根據地，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的發源地。
鄂豫皖根據地是在發生於湖北的黃麻起義、河南的商南起義和安徽的六霍起義的基礎上形成的。一九三〇年，根據中共中央給鄂豫皖邊特委的指示，轉戰在鄂豫皖根據地的三十一師、三十二師和三十三師被編爲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其領導人是：軍長許繼慎、政委曹大駿、副軍長徐向前、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全軍兩千一百餘人。同時，鄂豫皖邊特區蘇維埃政府也隨之成立，主席是甘元景。至此，鄂豫皖根據地正式形成——那時，正是國民黨軍向剛剛形成不久的中央蘇區開始第一次“圍剿”的時候。
第一軍成立後，利用軍閥混戰的有利時機，很快就使部隊發展到六千多人，根據地也得到了擴大和鞏固。一九三一年初，紅一軍和轉戰在鄂皖邊界的另一支紅軍武裝紅十五軍合併爲紅四軍，徐向前出任參謀長，繼而出任軍長。紅四軍成立後，連續三次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鄂豫皖根據地的“圍剿”。這時候，中央向全國各個根據地派遣了大批領導幹部，被派到鄂豫皖蘇區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中央候補委員沈澤民和陳昌浩。於是，以張國燾爲書記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成立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於湖北黃安七里坪正式成立。第四方面軍轄第四軍和第二十五軍，兵力三萬人。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劉士奇任政治部主任。紅四軍軍部改爲方面軍總部，下轄第十師，師長倪志亮、政委甘元景；十一師，師長王樹聲、政委甘濟時；十二師，師長陳賡、政委劉杞。
紅四方面軍成立後，在成千上萬貧苦百姓的支持下，對國民黨軍佔領的黃安縣城發起了猛攻。方面軍還出動了取名爲“列寧號”的飛機向敵人投擲宣傳品和迫擊炮彈。黃安縣城很快就被紅軍攻破，國民黨軍第六十九師師長化裝逃跑，在紅軍的圍殲中被活捉。此戰，紅軍一共殲敵一萬五千多人，其中僅俘虜就捉了近一萬，繳獲槍支七千支、迫擊炮十餘門。戰後，紅軍將黃安縣改名爲紅安縣。兩個月後，紅軍在黃安以東的蘇家埠，將國民黨軍一部緊密包圍。在雙方最後的決戰中，紅軍官兵和拼死突圍的敵人展開了近距離戰鬥，並最終迫使敵人投降。蘇家埠一戰歷時四十八天，紅四方面軍殲敵三萬餘人，俘敵竟達兩萬，其中包括國民黨軍第七師代師長厲式鼎、第五十七師代師長梁鴻恩、第一三六旅旅長王藩慶和第一三七旅旅長劉玉林，繳獲槍支一萬五千多支、手槍一千多把、機槍二百五十挺、山炮四門、電臺五部以及大量的軍用品。這是中國工農紅軍在對國民黨軍作戰中取得的從未有過的巨大勝利。紅四方面軍主力部隊迅速發展爲四萬五千多人，根據地人口也由原來的百餘萬人發展到三百萬人以上。鄂豫皖紅色根據地由此進入了鼎盛時期。
紅軍連續取得的勝利，使鄂豫皖蘇區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張國燾有點興奮了，他對敵我雙方力量的判斷也因此越來越離奇：“估計國民黨軍主力只剩下七個師，其餘的都是雜色部隊”，“紅軍有目前的力量，已經無論多少敵人都不怕了”。“擺在各蘇區尤其是鄂豫皖蘇區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們快要和帝國主義直接作戰了”。
張國燾，一個身材高大、頭方臉闊的老資格共產黨人，他的講話完全符合他的一貫性格。這個曾經出現在中國革命史中的重要人物，以暴躁蠻橫的性格、反覆無常的政治立場和寂寥冷落的人生結局而著稱。他出生於江西萍鄉的一個地主家庭，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一九一九年參加五四運動，一九二〇年參加李大釗創辦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一九二一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爲中央局成員。一九二三年，參與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京漢鐵路大罷工。國共合作時期，他被選爲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在一九二七年爆發的南昌起義中，他是起義軍中的中央代表。一九二八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六大上，他被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一九三一年，張國燾從蘇聯回國後，被中共中央派往鄂豫皖蘇區，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在以後的日子裏，鄂豫皖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的發展完全出乎了這個措辭強硬的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想象。在接下來更爲殘酷的反“圍剿”戰鬥中，張國燾在紅軍連戰八個月未得喘息的情況下，要求紅軍與敵人強大的主力部隊展開決戰，致使紅四方面軍在第四次反“圍剿”作戰中失利，被迫從興旺發達的鄂豫皖根據地撤離。紅四方面軍主力在撤離鄂豫皖蘇區後一直向西而去，那裏是中國國土的腹地，那裏山更高水更深——事實上，紅四方面軍比中央紅軍更早地開始了大規模軍事轉移，他們一九三二年九月從鄂豫皖根據地撤離之後的軍事轉移路程有兩千公里之遙，在這條同樣危機四伏的漫漫征途上，他們在國民黨軍近乎瘋狂的追殺中歷盡千般苦難萬般艱險——這就是徐向前所說的：“不是親身經歷過的人，很難懂得這一點。”一九三三年一月，紅四方面軍到達四川北部與甘肅和陝西的交界處。大巴山的羣山讓這支紅色武裝深刻地體會了蜀道之難，但也讓紅軍在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之後終於獲得了相對的安全。
四川，一個由極度豐饒和極度貧困組合爲一體的奇特的內陸省份，是軍閥和地主勾結在一起壓榨貧苦百姓最殘酷的地域，因此也是中國國土上發生動亂最頻繁的地區之一。一九三二年正是四川軍閥開始大混戰的年代，軍閥的部隊紛紛聚往富庶的成都盆地，川北貧瘠的連綿大山因此無人防守，於是抗議苛捐雜稅的暴動連續發生。民衆手持大刀長矛擁入縣城，搜捕團總，在衙門的公堂上張貼“官逼民反”的標語，這種類似打土豪的舉動一旦發生便一呼百應——所有這一切，都是紅軍建立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因此，經過數次戰鬥，紅四方面軍很快就建立起包括二十三個縣、五百萬人口在內的川陝革命根據地，中共川陝省委和川陝蘇維埃也相繼成立，紅四方面軍歷史上又一個革命高峰期來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