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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毛澤東正處在政治生涯的低落時期，寧都會議後他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心情和身體都欠佳的他在老朋友傅連暲的邀請下，來到福建長汀醫院休養。在長汀醫院後山散步的時候，毛澤東碰見了也在散步的羅明，羅明正在這裏養腰傷。高大的毛澤東消瘦得讓羅明很是驚訝，他們走到了一起。在常常一起散步的十幾天裏，羅明從毛澤東那裏得到了什麼教誨無從考證，但是隨後發生的事情足以說明，至少在如何抵制“左”傾路線的影響，如何避免死打硬拼的軍事指揮原則，如何爭取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等問題上，毛澤東說服了走在他身邊的這位年輕的共產黨幹部。
羅明結束休養後召開了福建省委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精神，並決定立即去福建的上杭、永定和龍巖地區開展游擊戰爭，以配合中央紅軍的反“圍剿”作戰。幾個月後，經過了游擊戰實踐的羅明寫出了《關於杭、永情形給閩粵贛省委的報告》，報告針對博古和李德現行的戰略戰術提出了不同意見：“積極行動，向外遊擊，打擊敵人的進攻”；靈活機動，“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與最短的時間”，攻擊敵人的薄弱之處；把猛烈地擴大紅軍的運動與發展地方武裝結合起來，以鞏固根據地的邊緣地帶……報告的行文顯示出這位二十九歲的共產黨省委書記鋒芒畢露的性格：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轉變，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來，發展武裝鬥爭，那就請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項英、周恩來同志，任弼時同志，或者到蘇聯去請斯大林同志，或者請列寧同志復活，一齊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殘的地方去對羣衆大演講三天三夜，加強政治宣傳，我想也不能徹底轉變羣衆鬥爭的情緒！
可以想見博古讀到這樣的文字會多麼憤怒。羅明不但反對他的軍事指揮原則，還把毛澤東列入了“最好的領袖”，博古當即質問羅明：黨的文件和黨的提法什麼時候把毛澤東說成是“最好的領袖”了？毛澤東怎麼能和斯大林、列寧相提並論呢？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決定表明福建省委之所以不執行積極的進攻路線，顯然是因爲“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爲首的機會主義路線”，而“這一路線對於目前革命形勢的估計是悲觀失望的，對於敵人的大舉進攻表示了張皇失措”。博古發動的“在黨內立刻開展反對以羅明同志爲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聲勢浩大。先是羅明被撤職，毛澤東也因此更加孤立。福建省軍區司令員譚震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組織部部長劉曉、團委書記陳榮等都受到批判甚至是撤職。接着，運動擴大到江西的蘇區，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都被撤了職，而他們毫無例外都是毛澤東的支持者。運動還波及中央紅軍，羅榮桓、蕭勁光、滕代遠、李井泉等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評。
如果不是蘇區的軍事形勢不斷惡化，這個運動很可能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
博古後來在黨的七大上對此作出了這樣的自我批評：
蘇區中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這個鬥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圍的各個蘇區，有福建的羅明路線，江西的羅明路線，閩贛的羅明路線，湘贛的羅明路線等等。這時的情形可以說“教條有功，欽差彈冠相慶；正確有罪，右傾遍於國中……”更沉痛的是由於路線的“左”傾錯誤，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再加一個錯誤的“肅反”政策，而使得許多同志，在這個時期中，在這個“肅反”下面被冤枉了，誣害了，犧牲了。這是無可補救的損失。
對於羅明來講，他從沒想到自己會捲入如此巨大的政治旋渦。他本來的出發點十分簡單，那就是在國民黨軍的大舉進攻面前，紅軍必須糾正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軍事指揮原則，盡一切可能保住中央蘇區。而對於毛澤東，羅明並沒有“吹捧”的初衷，因爲當時毛澤東已經失去了領導地位。羅明經歷過創立中國紅軍的艱苦歲月，他接受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是發自內心的。
中央紅軍大規模軍事轉移的前夕，羅明正在瑞金中央黨校擔任教務長的工作。因爲中央要求他挑選一百名優秀學員送到主力部隊去，他才預感到中央紅軍可能要有重大的行動了。後來，他和妻子一起接到了跟隨中央紅軍出發的通知。妻子謝小梅剛生完孩子十幾天，他們把孩子匆忙送給了當地的一位老鄉，然後踏上了長征的征途。
